他是哲学界巨擘，为了“五四运动”提倡的科学与民主，他在白色恐怖中以一支笔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，最终遭迫害。在他不幸人生中唯一幸运的是遇到她，那个为爱永葆热情的女子。
她像一阵风，吹醒了梦中的呢喃
1945年10月的一天，夏君璐打开位于重庆黄桷垭小镇的家门，迎接三姐归来。她的目光锁定在三姐身旁的男子身上：一身土黄色卡其布军装，笔挺的希腊鼻，深沉的眼睛，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。他是三姐的同学，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响应“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号召，赶赴印度训练，日本投降后退伍，忧国之心让他无心返回校园，想尽快在舆论界谋一个职位。因当时的国民政府设在重庆，他便暂时来夏家落脚。
他不高大，也不算英俊，可夏君璐对他莫名地热切起来。白天，她不顾自己是路痴，自告奋勇带他同游黄桷垭；晚上，她向他请教铅笔画，和他一起吟诵李白的诗句。他才气过人，17岁就出版了40万字的译著《逻辑基本》，考入西南联大后，成为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。在夏君璐眼里，他温文尔雅，举手投足之间尽是风流。一周后，他搬去重庆，在独立出版社开始政论写作，只知“读书、思想、辩论”的他并不知道，这个灵秀淡雅的高中女生，已对他一见钟情。
勇气在身体里酝酿，全家准备搬到重庆城里时，夏君璐借机给他写了第一封信：“殷学士福生兄：星期六（一月十二日），决定搬进城。兄来舍下请到中一路167号。您有一个布口袋在我这里。”那时，他还叫殷福生。信末，她刻意写了邀请他的理由，颇有些此地无银。
他像兄长一样，送给她书，送给她小兔子。“自从幼小，家道中落，没有得到什么家庭的温暖”，这使他性格孤僻，生活中常常一天说不上几句话。她不管，憧憬着、盼望着，接二连三给他写信。像一阵风吹醒了梦中的呢喃，不知怎的，情感爬进各人的心里。她说“福生”不好听，他便改名“海光”。
她使他向往，使他崇敬
他们的恋情遭到家人反对。夏君璐的父亲夏声曾追随孙中山革命，在国防部任职。尽管他赞赏殷海光年轻有才华，可他认为“海光桀骜不驯，不易相处，过于忧国忧民，愤世嫉俗，感情走极端”，何况，他还大她9岁。为了阻止他们见面，父亲把夏君璐安排到武昌学风最好的圣希理达女子中学就读。而随国民政府南迁，殷海光去了南京。
可距离让爱情更加热烈。她偷偷给他写信，且越来越炙热动人。她纯洁、勇敢的爱让他感动，他们通信越来越频繁。因她就读的学校对男女通信管理颇为严格，他不得不用了很多化名。“我每发信给您，像愚笨的学生交作文给先生看……但我是厚皮脸。”她是热烈而奔放的，从不期而遇的相逢到心与心的撞击，她断定要和他活出一场淋漓尽致的人生。而他的信，始终内敛而矜持，“我总是用理智之闸把感情之水关住，尤其在我觉得虽然是好可是却不应该的时候。”他一方面担忧她受到家人的责难，另一方面，“国家是这样危险，这样乱”，个人的命运和前途也令他忧心忡忡。
因文笔犀利，他被《中央日报》聘为主笔，时代的洪流把他推上政治舞台。她不希望他“偏袒国民党”。可“说真话”又让她非常担心，切切地提醒他“不要过分，被打击的滋味不会好受”。她也关心他的身体，叮嘱他“常常日光浴，尤其清晨的最好，并且鱼肝油不要忘记吃，应该随身带着”。
爱，奔腾着涌来，如水般澄澈，如山般葱茏，如月般皎洁，逐渐化解了他内心的矛盾。乱世中，她快速成长。他赞赏地说：“在我的头脑中，您渐渐变成传奇式的人物，使我向往，使我崇敬，也使我矜哀。”
1947年11月，金陵大学文学院聘请殷海光任教，因很受学生欢迎，他不到两个月就升为副教授。他在信中，有了无限的畅想，“我希望有个贤淑的……有一个好的小家庭，有一两个‘小土匪’，著一两本有学术价值的书，种种花，栽栽菜，做个教授以终老。”对于爱，他羞于说出口，但信中的省略号，足以令她开怀。
他想辞掉《中央日报》主笔，专心做教授，可文章屡屡轰动，几次递辞呈，均不获允。他心境不佳时，只有端详她的照片，才能感到一点喜悦和希望。
不久，徐蚌会战打响，殷海光以主笔身份亲临前线。面对“赤野千里，庐舍为墟”，他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感绝望，煎熬中写出社论《赶快收拾人心》。文章对国民党政权给予无情批判，令蒋介石大怒。
局势越来越乱，通信变得艰难，收不到夏君璐的信，他心中十分惦念。1948年圣诞节，夏君璐收到一张圣诞卡，正面是一对小精灵坐在松树枝上，内页用英文写着：“我爱我们两个的小世界，只有你为我，我为你……但最重要的是，亲爱的，我爱你！”读到最后一句，她热泪盈眶。回信中，她表明了决心：“你死，我死，有什么关系，只要我们永久地相爱。”
她像阳光，照着他心头的冬天
《中央日报》已开始往台湾省搬迁，再写信时，他留的是台北的新地址：“如果力量办得到，我想在台湾海边做栋小房屋，在那儿沉思、读书、写文、种园。至少还希望和您一起在海边散步，眺望那遥远的海之境色。”他希望她“慢慢设法来台”，投考台湾大学。
1949年6月3日，在殷海光安排下，夏君璐抵达台湾省。爱情的小舟在时代的大海中颠簸翻腾，终于平安进入基隆港。
因对当局的陈腐之气愈发不满，殷海光自觉无力扭转，遂退出报界，在傅斯年邀请下，到台湾大学执教。夏君璐也考入台湾大学农化系，她的志向是毕业后做他的妻子，过他梦想中读书、种花的生活。
殷海光终是放不下那份家国责任，在台大授课之余，他和胡适、雷震一起创办了《自由中国》，并兼任主笔。1953年，夏君璐毕业，他们正式结婚，3年后，女儿殷文丽出生。在温州街的家，她尽情地种植、烹饪、饲养，他终于享受到家庭的温暖。
《自由中国》推出的一系列社论戳到了国民党的痛处，随着“雷震案”爆发，编辑们被暗杀、被抓捕，殷海光也被特务日夜监视。书不能教，文章不能发表，人人谈“殷海光”色变。“相对于我而言，台湾已成‘绝地’，无法谋生。先如坐围城，且无地容身，生活也日渐困窘。”没有收入，只得靠夏君璐给人做衣服艰难度日。
即使这样，她的爱仍然坚如磐石，在被软禁的小院，他们挖池子、造假山，栽杨柳、种睡莲。狭小的空间里，她为他开辟出无限乐土。院外，疾风骤雨；院内，恬静幸福。在梦想的大庄园，他坚持读书写作，并完成多部著作，其中《中国文化的展望》成为现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献。
“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，但我有超越时代的头脑与宝贵的经验”，可自由被剥夺，思想无法传承，殷海光因此长年心情郁结，不幸罹患胃癌。在学生们资助下，他做了手术，术后只能进食流质食物。于是，夏君璐在院里种了一小片麦子，每天早上给他打青汁；他瘦成皮包骨，无法走动，太阳挪到哪儿，她就把他抱到哪儿。她像阳光一样，照着他心头的冬天。
1969年9月6日，被禁锢11年之后，殷海光在夏君璐怀中含冤去世，年仅50岁。
殷海光的著作几乎全部被查禁，当局试图彻底抹去他的痕迹，夏君璐被迫带着13岁的女儿远走美国，随身带着的，是他们在战亂年代中的两百多封书信。在美国，她当佣人、做大厨，搬家十几次，那些信件，全都保存完整。
2011年，《殷海光全集》18册由台湾大学出版社整理问世，《殷海光？夏君璐书信录》编入其中。重新翻开那些泛黄的信件，记忆灿如花开，忆起初相遇的一刻，耄耋之年的夏君璐羞涩地说：“我爱他，从一开始就是这样。”他们的女儿殷文丽则说：“假如有诺贝尔爱情奖，我觉得应该颁给我的父母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