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一）
回来的飞机上看书，无意中翻到一张照片。那个人我不认识，看到的时候却还是愣了一会儿。很少能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，真好看。
看完才知道，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、钱学森、钱三强、王淦昌……的人，原本都应该知道他—他，是他们的老师。
是他，破格选送年仅19岁的李政道去美国，李政道后来回忆说，他决定了我的命运；也是他，让还是初中生的华罗庚在清华算学系任职，然后又送去英国深造，华罗庚说，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。
那是烽火四起的年代，但后来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，都是他在满地的焦土上栽下的桃李。可是，我为什么不知道他?
（二）
深夜里，我在网上一点点找他的资料。他生在上海，父亲是旧式文人，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。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，修身自省。他讷于言，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。
1915年，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，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—科学会。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，范围极广：天演演说、苹果选种、无线电报之设备、测绘法……他当时不过17岁。
（三）
那点学术的嫩芽，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!
（四）
他终生未娶，惟与学生亲厚，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，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。可就是这个最亲的学生，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灾难。“文革”时期，已近古稀之年的他，因为熊大缜涉嫌“国民党C.C特务团”被捕。他在狱中一年半，出来的时候，已身患重病，小便失禁，双腿肿胀难以站立，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。当时中关村一带，有不少人都见过他。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，有时到一家小摊上，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，边走边嚼。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，他伸手说，你有钱给我几个，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。
后来他渐渐恢复一些神智。有一次，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，就上前跟老师打招呼。先生一看到他，马上就说:“你赶快离开我，赶快躲开!以后见到我，再也不要理我了，躲得远远的!”他深知老师的用意，钱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，负责原子弹工程，这么重要的工作，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。老师是怕他受牵连啊!
（五）
1977年1月13日，他去世。在生命的尽头，他反复念叨《宋书》中《狱中与甥侄书》的一段话:“吾狂衅覆天，岂复可言，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。”80年代，他终于获得平反。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，仍有人说“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，我就尿它”，先生真的被“以罪人弃之”了……
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，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，决不能在现代立得住脚。80年过去了，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，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。然而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。
照片还在眼前，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。不求理解，不加责问，却那么沉重地放在了我的心头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