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4年2月9日，画家徐悲鸿在《贵阳日报》上刊登了一则声明：“徐悲鸿与蒋碧薇女士因意志不合，断绝同居关系，已历八年。中经亲友调解，蒋女士坚持己见，破镜已难重圆。此后徐悲鸿一切，与蒋女士毫不相涉。兹恐社会未尽深知，特此声明。”
这不是徐悲鸿第一次刊登这样的声明。1938年7月31日，他在《广西日报》上也刊登过一则：“鄙人与蒋碧薇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，彼在社会上的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。”
两次声明简直如出一辙，目的却各不相同。1938年时，徐悲鸿正与学生孙多慈热恋;1944年，徐悲鸿急急刊登声明，乃是为了三天后和廖静文结婚。无怪乎他的女儿在看到声明后，给父亲写信说：“爸爸，为什么您每次追求一个女人，就要登报跟妈妈脱离一次关系？假如您要追求十个女人，您是不是要登十次报呢？”
1944年，蒋碧薇已和张道藩成为秘密情侣，对待徐悲鸿，她只有恨，没有爱。看到这则启事，蒋碧薇只有一个念头：既然离婚，就要给钱。
在最近嘉德春拍的书信专场中，一组蒋碧薇、沈钧儒、端木恺等人关于徐蒋离婚事宜的书信，却首次披露了一些不被人所知的细节。
从书信中可知，两人协商离婚的分歧，一为画作数量，二为子女赡养。在画作数量方面，徐悲鸿不同意蒋碧薇提出的一百幅，最初仅愿意出三十幅。1944年7月3日，沈钧儒给端木恺写信，告知徐悲鸿同意由三十幅升为五十幅，但赡养费仍旧只肯出三十万元现金，这似乎是徐悲鸿的最后底线，因为沈钧儒在信中说“敬希转商蒋女士鄙意并宜使悲鸿先生易于办到，方能期此事早得解决也”。
7月19日，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张安治给蒋碧薇写信（虽然那时徐悲鸿早已和廖静文结婚，他仍把蒋称为“师母”）。张安治说，徐悲鸿这时同意把赡养费增加至一百万，却又坚持只肯拿出三十幅画作。张再三劝说，徐悲鸿才同意把画作数量加至五十幅。
除了画作数量，徐悲鸿和蒋碧薇在子女赡养方面也有不同意见。时值中日开战，徐悲鸿表示自己的收入不稳定，无法提出对子女教育费的定额，希望由双方律师代为协商。徐悲鸿的律师沈钧儒就先行打听当时教育费行情，代为拟出每年约四十到五十万元。这个结果获得了蒋碧薇方面的同意。
谁知道，徐悲鸿听到后居然反悔，说拿不出这笔钱，沈钧儒只好给蒋碧薇写信。九月，蒋碧薇在给端木恺信中谈及徐悲鸿“出尔反尔”，并表示不管这件事是否沈钧儒自作主张，已经具有法律效应，如果取消，“岂不等于儿戏乎？”这件事导致离婚谈判一度停滞不前。1945年抗战胜利，蒋碧薇希望尽快结束和徐悲鸿的离婚谈判，在子女赡养方面妥协，同意他按月支付女儿徐丽丽的赡养费（那时他们的儿子徐伯阳已经弃学投军）。
1945年12月，两人终于离婚。蒋碧薇回忆说，那一天，“徐先生到得很早……手里拎着一只重庆流行的粗布口袋，那里面盛着一百万块钱和一卷不曾裱过的画。自始至终，他一直低着头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