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直是一个好学生，这一点连我爸爸妈妈都很惊讶，因为从初中开始，他们就忙着开饭店，晚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家，他们也没太为我操心，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不差。
初中的时候，我是全班的前三名，到了高中，成绩也稳定维持在前十名左右。
只有让自己变成传统意义上成绩很好的“好学生”，老师和家长才会给你空间，才会让你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。
比如我在弹琴唱歌这件事情上就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，如果硬要说有阻力的话，我觉得那就是没有合适的平台展示自己。那时候，学校很少组织文艺活动，我有技艺在身同学们却看不到，让我很没成就感。
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我要在集安市举办一场演唱会！
钱环宇听了我的想法很兴奋，她愿意帮我，不过前提是她要参与演出。她决定去少年宫学架子鼓，因为只有架子鼓是初学者可以短时间内学成的乐器，而且顺其自然地，我们在演出时可以从少年宫借一套架子鼓出来。她说：“我马上就上高三了，再也没有这么多的业余时间了，所以我们不妨组建一支乐队，演唱会结束以后就解散，也算给高中生涯添些亮点。”
哪有一支乐队组建的目的就是解散呢？有，就是我和钱环宇组建的这支。我们俩给乐队起名叫“见证乐队”，也给那场演唱会起了一个名字——“告别的见证”。
见证乐队的第三位乐手是一个弹电子琴的小女孩儿，她是隔壁班的。我和钱环宇打听了很多人，才找到一个自己家有电子琴，而且会弹，关键是家长还不会反对的人。我们还缺一位贝司手，我想起了我表叔，他已经从吉林农大毕业回到集安政府工作了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。我说：“那正好，忘了吉他吧。恭喜你，你现在是贝司手了。”
乐手凑齐了，我开始借乐器，我让我妈帮我去她以前的单位——评剧团——问问能不能外借一些电声乐器。那时候评剧团已经倒闭了，一些老员工自发组织起来，在各种婚礼和开业典礼上助兴。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位叔叔，他领我来到一个仓库，里面果然躺着一把受伤的电吉他和一把电贝司。叔叔说评剧团买了这些电声乐器，还没有开始排练，剧团就倒闭了，他现在把它们借给我，要我好好地用。
人和乐器都齐了，我们开始排练，就在钱环宇学架子鼓的教室里，每个周末都练。大家都没有乐队演出的经验，所以一开始进度非常缓慢，但是随着每个人对自己手中乐器的熟悉，乐趣也就逐渐多了起来。几个月后，我们已经可以合奏十几首歌曲了，大部分都是Beyond的，我是主唱。
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，唱出了自己的理想，台下的观众伸着脖子看我，就好像当年我妈唱评剧时那样。我终于明白了那是怎样一种感受——很幸福，幸福到唱着唱着自己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很想流泪。
我看到站在角落里的父母，他们事先并没有说过要来；我还看到了我的班主任，她那天格外漂亮；还有评剧团借给我吉他的叔叔，肩上扛着他的孩子，眼里分明也有泪光。最开始他们只是静静地听，到后来变成全场大合唱，直到所有的歌都唱完了，人们还不肯离去。我们的同学、朋友、不认识的人，陆续上台唱了几首歌，我们的乐队伴奏，一片狂欢，我甚至都忘了那场“告别的见证”演唱会到底是怎么结束的了。
那场演出除去成本，我们还赚了几十块钱。几个乐手在附近下馆子，我第一次喝了酒。第二天乐队就解散了。那时候没有录像，关于那场演出的一切被我封存在一个档案袋里，里面有海报和门票的设计稿、我们的排练单、我们演出时的照片，还有演出结束后同学们给我写的字条。我经常会翻出来看看。那是我的第一支乐队，不成熟，但是无与伦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