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沈从文给远在香港的表侄、画家黄永玉写信：“北京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。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。城，三四日可下，根据过往恩怨，我准备含笑上绞架……”黄永玉只觉得从文表叔夸张而幼稚。没多久，解放军真的进城，沈从文忙不迭夸他们“威严而和气”，劝黄永玉赶紧回来，“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”。这种矛盾几乎贯穿沈从文的后半生，他在时局的长河中顺流而下，自有逆流反抗的直觉，却又不断否定自己的直觉。
妻子热烈地献身于新中国建设，连读初中的儿子都疑惑他为什么“老不进步”，觉得他“到博物馆弄古董，有什么意思”，家人爱他，却不理解他，沈从文只好从肖邦和贝多芬那里寻找慰藉。他深夜写作，第二天又全部扔掉，既因恐惧，也因自卑。他当然不再是过去那个乡下人，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却觉得自己会超过契诃夫，但他也没有成为另外一个人，他留在了不能被改造的自我里，微弱地抗拒，微弱地挣扎。
在我看来，1949年之后，中国大陆并没有第二个和沈从文一样有着剧烈自我冲突的知识分子。1961年他在井冈山住了3个月，雄心勃勃要写一部关于共产党员的长篇小说，但是什么都写不出来，灰溜溜下了山。1949年后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《老同志》，写一个劳动模范炊事员。沈从文改了七稿，最后的结尾是“在任何地方……都有老同志一样的劳动人民，在无私无我地为建设国家而努力”，如果抹去作者姓名，这可能是当时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。当被限定为必须为“人民”写作的时候，沈从文丧失了他那迷人的文字天赋。
1956年沈从文在写给大哥的信里说：“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，不容许妄想再抬头。近来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，如又弄错，还不知道换什么工作会对国家有用一些。”他无比积极热心地要为国家做点贡献，但在那一年的局势之下，他的“贡献”却是忙着给《红楼梦》写了几百条注释，倾心于研究诸如妙玉的茶具之类可能“国家”和“人民”都会觉得可笑的问题。《沈从文的后半生：1948—1988》中记录，当时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说他“终日玩花花朵朵，只是个人爱好，一天不知道干些什么事”。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待了二十几年，最后要调入社科院，馆长的意思是要走就走，无人留他。他的单位就像国家的缩小版，其实并不需要他。但沈从文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在总是遭遇这些屈辱的下半生里，他活得并不屈辱，他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获得了另外的自由和荣誉。每个人的生命中，都会有一点任何时代与国家都夺不走的光，沈从文抓住了它，这支撑着他活了下来，活到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80年代。
1957年5月1日，沈从文在上海，他画了一幅速写《六点钟所见》，画旁写着：“艒艒船还在作梦，在大海中飘动。原来是红旗的海，歌声的海，锣鼓的海。（总而言之不醒）”在众生沉迷于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之时，沈从文选择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。他总而言之不醒，这就是沈从文的后半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