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，有人问我，如此众多的企业家、有钱人中，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呢？
我想了很久，然后说，是廖厂长。
真的抱歉，我连他的全名都记不得了，只记得他姓廖，是湖南娄底的一位厂长。
那是1989年的春天，我还在上海的一所大学里读书。到了三年级下半学期的毕业实习时，我们新闻系的同学萌生了去中国南部看看的念头，于是组成了一支“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”。前期联络地方，收集资料，最要紧的自然是考察经费的落实。但到了临行前的一个月，经费还差很大一块，我们一筹莫展。
一日，我们意外收到了一份来自湖南娄底的快件。一位当地企业的厂长来信说，他偶尔在上海的《青年报》上看到我们这帮大学生的考察计划及窘境，他愿意出资7000元赞助我们成行。
在1989年，700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当时，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基本工资是70多元，学校食堂的一块猪肉大排还不到5毛，“万元户”在那时是让人羡慕的有钱人的代名词。这封来信，让我们狂喜之余却也觉得难以置信，不久，我们竟真的收到了一张汇款单，真的是从湖南娄底寄来的，真的是不可思议的7000元。
南行路上，我们特意去了娄底，拜访这位姓廖的好心厂长。
在一家四处堆满物料的工厂里，我们同这位年近四十的廖厂长初次见面，他是一个瘦高而寡言的人。我只记得，见面是在一间简陋、局促而灰暗的办公室里，只有一个用灰格子布罩着的转角沙发散发出一点现代气息。一切都同我们原先预料中的大相径庭。这位廖厂长经营的是一家只有二十来个工人的私营小厂，生产一种工业照明灯的配件，这家工厂每年的利润也就是几万来元，但他居然肯拿出7000元赞助几个素昧平生的上海大学生。
我们原以为他会提出什么要求，但他确乎说不出什么，他只是说：“如果你们的南疆考察报告写出来，希望能寄一份给我。”他还透露说，他现在正在积极筹钱，想到年底时请人翻译和出版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《马克斯·韦伯全集》。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马克斯·韦伯这个名字，我当时不知道他是一位德国人，写过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，尽管在日后，我将常常引用他的文字。在以后的生涯中，我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厂长、经理乃至“首富”，他们有的领导着上万人的大企业，有的日进斗金、花钱如流水，说到风光和有成就，这位廖厂长似乎都要差很大的一截。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常常怀念这位一面之缘的小厂厂长。那次考察历时半年，我们一口气走了长江以南的11个省份，目睹了书本上没有过的真实中国，后来，因了种种变故，我们只写出几篇不能令人满意的“新闻稿”，也没能寄给廖厂长一份像样点的“考察报告”。后来，我们很快就毕业了，如兴奋的飞鸟各奔天涯，开始忙碌于自己的生活，廖厂长成了生命中越来越淡的一道背影。我们再也没有联络过。但在我们的一生中，这次考察确实沉淀下了一点什么。首先，是让我们这些天真的大学生直面了中国改革之艰难。在此之前，我不过是一名自以为是的城市青年，整日就在图书馆里一排一排地读书，认为这样就可以了解中国，而在半年的南方行走之后，我才真正看到了书本以外的中国，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过、用自己的心去接近过，你无法知道这个国家的辽阔、伟大与苦难。再者，就是我们从这位廖厂长身上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余温。他只是市井人物中的一个，或许在日常生活中他还斤斤计较，在生意场上还锱铢必较。但就在1989年春天的某一个夜间，他偶尔读到一则新闻，上面说一群大学生因经费短缺而无法完成一次考察。于是他慷慨解囊，用数得出的金钱成全了几个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。于是，就在这一瞬间，理想主义的光芒使这个平常人通体透明。
他不企图做什么人的导师，甚至没有打算通过这些举动留下一丁点的声音，他只是在一个自以为适当的时刻，用双手呵护了时代的星点烛光，无论大小，无论结果。
大概是在1995年前后，我在家里写作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号码是陌生的，区号属于深圳。接通之后，那边传来一个很急促、方言口音很重的声音：“你是吴晓波吗？”“是的。”“我是湖南的。”“你是哪位？”“我是……”我听不太清楚他的声音。对方大概感觉到了我的冷漠，便支支吾吾地把电话挂了。放下电话后，我猛然意识到，这是廖厂长的电话。他应该去了深圳，不知是生意扩大了，还是重新创业。那时的电话还没有来电显示，从这次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。
这些年，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，我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。人类文明的承接，如同火炬的代代传递，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、有机会握到那支火炬。于是，有人因此放弃了，有人退却了，有人甚至因妒忌而阻拦别人的行程，但也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主动地闪开身去，他们踞下身子，甘做后来者前行的基石。
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经济社会里，我有时会对周围的一切，乃至对自己非常失望。但在我心灵小小的角落，我总愿意留出一点记忆的空间给廖厂长这样的“例外”。我甚至愿意相信，在那条无情流淌的岁月大河里，一切的财富、繁华和虚名，都将随风而去，不留痕迹。
只有廖厂长例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