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寒穿了白衬衫、蓝牛仔裤，脚上却依然是一双黑色户外鞋，站在西装革履的冯绍峰身边。之前十分钟他身旁出现的是西装革履的杜琪峰，从不爱参加颁奖礼和记者会的杜琪峰特意从香港赶来，给韩寒新片《后会无期》首映发布会站台。他很诚恳地赞美这位新导演，“看过他的书，看过他赛车，也听过他的音乐，80后里有这样一位人才太难得了。”只是他的普通话太不标准，一开口就把“80后”说成了“八十后”。
7月21日中午，这位“80后”才子显然还没适应自己的角色转变：“三天之后，片子就要上市——哦，不是上市，不好意思，新书发布会参加惯了，是上映了……”他的第二句话则是嘲笑自己的作息：“上午起床，对我来说真的很艰难。”
“给朋友写东西从不收费”
劳雷影业老总方励和路金波、韩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四年前。当时方励和导演李玉、范冰冰在东京电影节凭《观音山》拿下两个大奖，就想请韩寒为这部电影写个歌词。路金波说可以，但是必须得韩寒喜欢这部电影才行。方励就亲自带着电影DVD去了上海，为了怕被拒绝面子上难看，他甚至安排李玉和范冰冰坐稍晚一班的航班赶来。
之前方励和李玉知道韩寒是因为拍《观音山》时张艾嘉跟他们推荐了《长安乱》。这是一本语言俏皮结构散漫的小说，豆瓣有句书评说是“拿金砖盖茅房，每一段话都很经典，但故事不经典”。不过方励看完很喜欢，因为他之前跟李玉合作编剧的电影都是故事性极强的，“但韩寒善于刻画人物，这其实就是电影的魂，只要人物的精神状态、对世界的看法都完整可信，就够了”。
方励、路金波和韩寒的首次见面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套房，三个人看完电影，韩寒觉得还不错，方励赶紧发短信给李玉、范冰冰，表示可以见面。五个人一起吃了午饭，席间李玉终于提出了约歌词的想法，韩寒一口答应。在回程路上，方励才小心翼翼问了歌词的费用，韩寒的回答是：“我只为朋友写歌词，给朋友写东西从不收费，再说收费你们也付不起……”再后来又有为《二次曝光》写的歌词，方励当时就许下承诺，只要韩寒以后拍电影，“老方给你扛，一分钱不收”。
导演韩寒很敬业
其实韩寒想拍电影的想法已经酝酿了多年。“但是韩寒兴趣太广泛了，又超级贪玩，如果不是有人推动逼迫他的话，就会无限制搁浅下去。两年半前我们就已经决定要做《后会无期》这个故事，一直聊了两年半。”
在这两年半里，方励经常会在凌晨三点给韩寒打电话，问他故事的进展。2012年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方励劝他：“拍电影比写小说更难，能拍出来不是什么都证明了？”
就这样一直拖到了去年。五一放假那天中午，路金波给方励打电话，让他赶紧飞到上海来，因为韩寒终于下了决心。方励挂上电话就订了机票，赶到上海跟他们吃了午饭。然后三人上楼，开始划分架构，韩寒负责创作、方励负责制作、路金波则负责所有的商务合作。不到一小时，三个联合出品人的职责范围讨论清楚，接下来的问题是，拍什么？
韩寒讲了一个原本想写成小说的素材，叫做《东极岛少年往事》，是发生在中国最东边岛屿上的故事。然后韩寒讲了三个可能的故事点，离完整的结构框架还有十万八千里，但已经有了主人公的灵魂，以及片子想表达的情绪和视角。那天晚上三个人谈了五个小时，一直到凌晨。
至于剧本写了这么久，韩寒有自己的想法，“对于写剧本来讲，三四个月一点都不长，好多剧本一写就是半年一年。我就写了一稿，因为我不习惯修改。要修改的话也只会在脑海里或是在现场自己修改，我不喜欢在纸面上改来改去。我本身就不喜欢写剧本，就像是写说明书一样。我非常非常讨厌人家把我的剧本发给别人看（核心的人除外），包括我自己都很不喜欢看剧本，看着剧本心里就难受。”
虽然写剧本时韩寒还有当作家的习惯性拖延症，但导演韩寒在剧组变成了一个敬业的人。“永远比演员先到现场，比剧组更晚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他经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，因为他晚上还要写微博，还要修改第二天的台词。”剧组副导演刘作涛也说导演经常会在转场的车上睡觉。因为每次遇到新的场景都会有很多灵感，韩寒喜欢当天修改台词，然后微信群发给演员，所以现场的一大奇观常常是每个演员都举着手机不务正业，其实是在背台词。
“很精细，几乎连一个语气词觉得不对他都重拍。”方励打趣说韩寒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“写书有时还会糙，电影倒是做得很细。”冯绍峰则幽怨地表示，当时拿到剧本虽然觉得不错，但没想到开拍后根本没按上面来。“故事的主旨和脉络没变，但台词基本已经变掉了。”
“我不喜欢渲染苦难”
《后会无期》不出意料的大卖，让很多人觉得韩寒做什么事都很轻松，写小说一写就成名了，当车手拿了很多冠军，拍电影好像也是轻轻松松的。对此韩寒觉得那是因为自己不喜欢渲染苦难，“不喜欢标榜有多难，比我难的人多得是，我辛苦归辛苦，至少还住五星级酒店呢，出来还有头等舱呢，在飞机场休息还能睡得好呢。多少人辛苦，可家里连空调都没有。所有我有什么值得标榜自己艰难啊、不容易的啊。但这次的确花了一些心血，我很努力，也在学习。这是真的。”
但即使是如此洒脱的韩寒，也有焦虑的时候，“刚开拍的那段时间，因为造型等各方面都有欠缺，筹备的时间也很短，演员的档期放在那里，不拍就没档期了。”但是韩寒还是尽力使电影“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之下，呈现出了最好的结果”，不过也难免有遗憾，“有些地方的处理我现在都觉得有些遗憾，包括后来我已经没办法动剪辑了——如果我动了0.1秒剪辑，那这0.1秒之后所有的声音部分都要让他们日以继夜地重新工作两三周。还有一个字，就是（陈柏霖和冯绍峰）他们在撞到狗之前，说了句‘他死了吗’，我写那儿时，清清楚楚写的是单人旁的‘他’，但最后上字幕时，他们可能是出于好心，觉得这是狗嘛，怎么能是单人旁呢，就用了‘它’……我这里所有的拍摄手法都是隐藏悬念式的，如果用‘他’，别人就会以为撞到人啦。看到‘它’呢？字幕第一秒就剧透了……这也是遗憾。”
“我一直都在妥协”
在城市之间跑宣传时，韩寒大多数时候都穿着一件白衬衣，妆也不化。记者问他为什么总是穿白衬衣，他有点腼腆：“我也不知道该穿什么，觉得白衬衣比较不会出错，就买了两三件，换着穿……”这个瞬间的韩寒，让人很难和他文字里那个犀利直接的韩寒联系在一起。
很多人说韩寒变得平和了，或者说，更懂得妥协了。这样的评价，放在一直以叛逆形象出现的韩寒身上，更多的是种贬义。面对记者，韩寒却说：我一直都是在妥协。
“妥协不是贬义词。我一直都是在妥协，但在妥协之中我会尽可能多地保全自己。不承认自己妥协的人，那就是装的。”韩寒说。
有很多人看了韩寒的文字，觉得他是愤怒的，但韩寒却认为，那是他们不了解他。他从十六七岁以来一直都是平和的，叛逆和愤怒都是对他非常肤浅的解读和认知。
相比写小说，拍电影更需要妥协和合作。有人说，韩寒的特别在于，他一直是以叛逆的形象出现，他拍电影，那就注定大家对韩寒投射的希望或者幻象落空。
但韩寒似乎并不在意这种希望或幻想的落空，在他来看，作为导演的他需要的不是张扬个性，而是承担责任，“就电影来讲，除了我自己，我还要给投资方、给演员、给很多人负责，所以我要做很多的宣传，不能让他亏。我只有做了这些，才能够确保我做另外的作品时，更加自由。”
但对于电影的创作，韩寒却觉得没什么可妥协的，“我只对老天妥协！天气不行你就拍不了，除此以外没什么可妥协的。写小说是最自由的，但也得有个交稿时间，写着写着也会受客观条件的限制。赛车也是妥协，因为永远不可能得到一辆车况100%完美的车。你做的所有事都是妥协。你要学会妥协，尽可能地保全自己，才会得到更好的。”
导演韩寒的对于电影创作的不妥协，直接导致了拍戏时制作费不断超支，最终从开始预估的三千多万到了快五千万。
最大的一次挑战是，在转场去内蒙古的时候，韩寒希望方励能做一个火箭残骸出来。方励的另一身份是劳雷科技公司的总裁，对火箭也是相当熟悉，但是他一拿到韩寒给的参考图还是傻眼了，“那是美国最大运载火箭土星五号，直径六米，根本就没法运到沙漠里去，而且他只给了我十天工期”。
后来方励真的让工程师做出了那个火箭的尾喷管，就是海报上那个巨大圆锥状的钢梯。他们加班加点做完后大卸八块，几千公里运到内蒙古沙漠，又运输焊接机和技术团队过去重新焊接拼装。电影中马浩汉经过那个巨大不知所云的残骸时，有一种渺小悲凉的宿命感。
“做事情完全不能考虑粉丝”
《小时代》票房上的成功让很多人把这种非专业导演拍摄的电影称为“粉丝电影”。即靠粉丝支撑票房的电影。《后会无期》在未放映时便引起诸多争议，其中最大的争议便是韩寒会不会把《后会无期》拍成粉丝电影。
对于这样的争议，韩寒似乎并不在乎，“我没办法照顾所有人的口味，我就照着自己的审美和风格来，自己的风格就是一切。”
对于是否会照顾到粉丝，韩寒也否认了，“我也不会照顾他们。做事情完全不能考虑粉丝。粉丝再多能有多少？一个人的死忠粉丝，最多也就几十万，你要是照着这几十万人的口味来，你拍一部电影也就只能讨好这几十万人。”同时，韩寒也表示他并不担心票房，“观众是个非常大量的群体。有这样的观众就有那样的观众。当时我们发朴树的歌，有人说这歌不够商业啊，要找其他的，找看起来更火的歌手。我说不要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风格的体现，你想想你上学时是听杀马特多还是听高晓松的多？你身边潜伏着很多有不少可能性的年轻人，只要有合适他们的，就能把他们抓出来。一部电影，票房哪怕8亿10亿也就两千多万人看，中国有那么多人哪！你不要觉得文艺青年是个非常小的受众（群体），其实很多很多很多。”
韩寒虽然表示不会刻意地照顾他的粉丝，但他的粉丝却不愿意错过他的电影，因为太多人都想去靠这部片子找回自己失落失败的人生，就像一个粉丝在韩寒微博底下留言那样：“我是一个32岁的大叔，从来没有去过电影院。但是过几天我会去看《后会无期》的。即使不知道哪里买票哪里进去，但是我还是会去。就是为了去见我的三个老朋友——韩寒，朴树，青春。
“我没办法照顾所有人的口味，我就照着自己的审美和风格来，自己的风格就是一切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