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时期，大师辈出。如今，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。然而，他们的精神、思想、信仰种种，却不会轻易被雨打风吹去。哪怕是他们生命“最后”的故事，读来也格外动人。
1950年12月19日晚，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袄伏案写作，妻子俞大彩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袜子。因为傅斯年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，俞大彩催他早点休息。傅斯年说，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杂志写稿，希望尽早拿到稿费，“稿费到手后，你快去买几尺粗布，一捆棉花，为我缝一条棉裤。”翌日，在台湾省参议会上，傅斯年因脑出血猝然弃世。没多久，董作宾将稿费交给了俞大彩，说：“这就是那笔稿费，先生嘱托我交给你的。先生跟我讲了，自从你嫁了他，没过上舒心的日子，这篇文章的稿费，是要留给你贴补家用的。做棉裤之说，只是先生的托词。”这时，俞大彩泣不成声。
1962年2月22日，胡适嘱咐秘书王志维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，他说：“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。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，傅孟真先生给‘中央研究院’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，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。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。”王志维听罢，很是感动，第二天便开始四处联系。但房子还没有着落，2月24日在“中央研究院”举行的第五次院士会议上，胡适便因心脏病猝发倒地，含笑而终。
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；贤人之范，愈久弥珍。这就是先贤们留给我们的“最后”的故事。诚然，这一个个小故事不及先贤全貌之万千分之一，但他们的卓识、桀骜、温情、襟怀、廉洁、仁爱，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，成为我们民族记忆中最温热的一部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