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在重庆江北区苗儿石造纸厂，那时的苗儿石是工矿区，有天原化工厂、造纸厂、铸管厂，是老人家说的“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”的年代，也是工人年代。
在我的印象中造纸厂也曾经辉煌过，据父亲说解放前造纸厂的厂长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央委员兼任，文革前我所知道的造纸厂的厂长姓文，是一个长征老干部，解放初期是部队的团长。他住在一个独家大院里，院里绿树成荫，花草茂盛。文革中，我们几个捣蛋鬼曾在晚上爬到他家的葡萄架上偷葡萄，那葡萄架才算大，至少又200平米，葡萄完全是树，有大碗这么粗。
造纸厂的级别属于县团级，跟当时江北区的区长一个级。一个厂就是一个小社会，厂里办有医院、学校，我所知道的学校就有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技校、职大。
造纸厂人才汇集，住在我们一条巷道的邻居——李妈妈一家，她男人李工程师是跟周总理在法国留学的同学，1960年他在法国的女儿曾来这里找过亲生父亲。黄头发，蓝眼睛，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外国人。我小学的同桌好友庞晓，他父亲是我厂的一名工程师，读四年级的时候，他全家调到北京轻工部。原重庆巴蜀中学校长付有权，就在造纸厂中学当过教师。造纸厂还是对外开放的企业，据我所知厂里修了很好的招待所，有阿尔巴尼亚、越南人到厂里学习。有次我们跑到招待所玩，在厕所里见到很多“香蛋”，厕所一点没有臭味。
在当时能当一名工人，工人老大哥，那是无比的自豪。可惜，我与工人无缘。
我是羡慕工人的。政治上吃香，经济上不错，我父亲七级车工，比我岳父中学教师高出30多元。我小学同学——“超龄生”，小学毕业就在工厂里当工人，穿着工作服，吃伙食团，早早的成双成对的在我们的眼前游晃，还有那些中学毕业就进厂顶替父母，成了工人的，我好羡慕他们哟。忘不了，我背着背篼，提着鸡鸭，像个鸡贩子，从农村回家探亲，邂逅我的同桌正与所爱挽着手，从厂门口出来。我好没面子，我好沮丧，进厂当不了工人，只能沉重地修补地球。机遇终于来了，两条路在我面前选择，回城当工人，报考父亲所属单位的轻工技校，读中专？或读大学当教师？对知识的渴望，我选择了后者。
命运又给了我一次考炼，我被分配到离巴县县城最偏僻的一所山村带帽中学当教师。那时的造纸厂火红，国营大企业，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比我这个山村教师好得多，我成了我们岑家屋里的弱势群体，每逢过年过节回家都有一种不自信的感觉，还是当工人好！我都有点怀疑自己的选择。
20世纪90年代初，改革进入了实质阶段，计划经济过去了，市场经济来到了，重知识重人才的年代到了。我一家从巴县木洞调入了沙坪坝区，我在大坪解放小学当教师，爱人在南开小学当教师，我们一家挤在十几平米的一室一厨一厕的住房里，这还是虞校长把分给她的休息室借用给我们的。工人年代开始走下坡路了，造纸厂裁员、下岗，破产倒闭。
我姐姐顶替父亲的工作在造纸厂当车工，姐哥在造纸厂中学当校长，厂里不景气，下岗裁员，姐哥把姐姐调到学校当职员，造纸厂倒闭后，姐哥校长不当了，调到建新中学当物理老师。现在好了，姐哥中高退休，姐姐也享受正科级待遇。
我参加中学班里的同学会，昔日的光景全没了，工厂倒闭，下岗失业，企业破产买断，我那些同学都没有躲过。我看见那些曾经一家几代人接班上岗的工人们，第一次发现自己手里的“铁饭碗”也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人夺走。我问过他们在厂里负责什么工作。有的的核算员，负责记考勤，报生产日报，统计生产数量和发放工人工资。有的负责按电钮。技术含量都不高，下岗后重新找工作确实很难。
我们班里的华儿，原来是混得不错的一个，他中学毕业顶替他父亲的工作，通过关系干上了厂里汽车驾驶员工作，那时驾驶员可吃香了，他早早结了婚，有了小孩，可孩子不喜欢读书。华儿下岗后，带着儿子干上了开出租车的行道，算好的。我们多数同学他们由于没有什么技术，年龄也大了，只好给别人守门，晚上值夜。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还有几年到六十岁退休，就不用自己缴纳养老保险，可以不打工安度晚年了。他们经常哀叹：“刚生下来就挨饿，该上学就停课，该毕业就下乡，该工作就下岗。”
打我懂事起，我就生活在工厂的家属区里。在这里，读完了幼儿园、小学和中学。十几年的岁月，我间接感受到了一个年代的总结，也深刻记忆了一个年代的年轮。在梦中，我时常为那种执着和坚持所感动，时常为那份纯净的理想而感动。我的父亲、我的母亲，我身边的每一个产业工人，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因子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那个时代的辉煌。然而，当洪流滚过，大幕落下，他们无可奈何地走进了岁月的记忆中。
我们的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，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也已度过90多岁的生日。此时此刻，我依然要赞美那个时代，我依然要缅怀那个时代，他们的精神和追求将永远激励着我们。那些破旧的大厂房、那些凋零的大机器、那些渐渐老去的老工人，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、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的奠基着，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骄傲的过去、燃烧的青春和火热的激情，相信一个新的时代、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必将来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