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到香港后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，来往于香港、九龙、广州之间，为党的秘密机关传递情报。父亲算是母亲的上级，有时母亲还听父亲讲课，父亲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让母亲感到既好玩又亲切，但那时母亲并没有想别的。
此时的父亲已接近而立之年，从欧洲回来后一直子然一身。他注意到那个叫张瑞华的女机要交通员意志坚强，胆大心细，而且机灵秀气，于是在心里悄悄埋下了爱情的种子。终于有一天，父亲来到母亲的住处，略带羞涩地说：“张瑞华同志，我想找你谈一谈……”母亲以为是谈工作，说：“我今天没时间，要到九龙送文件，隔一天行不行？”父亲马上说：“可以，过几天我再来。”父亲说完就走了。
母亲去世前几年，家里的保健护士们趁母亲高兴的时候曾笑问她：“老奶奶，您和首长当年谁追谁啊？”
母亲笑着说：“当然是他追我了。”
护士们又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母亲说：“在香港时，有段时间他常来找我聊天，我还不懂吗？”
是的，过了几天，父亲又找到了母亲。他们面对面坐着，忽然都脸红了。父亲毕竟更成熟一些，他镇定片刻，言谈中流露出对母亲的爱慕之情。我母亲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，捏着衣角，手心里全是汗，低着头说：“我过两天再告诉你，行不行？”
母亲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，广州起义最关键的时候，父亲叉着腰，镇定而沉着地指挥人們抵抗从观音山上冲向指挥部的敌人。平时，他不苟言笑，看上去听严肃，但又没见他发过脾气……
那两天，母亲的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“那个人”的影子。他严肃一点或严厉一点又怎样？“嗨，不怕他！”母亲轻松地笑了。
1928年4月，党组织批准了他们的婚姻。
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，母亲搬出住处，提着一只小箱子，住进了父亲在香港皇后道的秘密住所。这一年，父亲29岁，母亲19岁，他们的结合没有举行任何仪式。
组织上规定，搞地下工作的同志，男的每月15元，女的每月7元，每人另有3元交通费。这么一点钱，又是在香港，还要不停地外出，生活自然非常困难。
整个夏天，父亲只有一件绉纱短袖白衬衣。他一进屋就脱下上衣，母亲帮他洗净，或者他自己动手洗净晾上，他只能穿一件背心在家里待着。母亲因为担任交通员的工作，为便于掩护，乘船要坐好一点的舱位，穿着也要符合身份，不过也只有两件比较体面的衣服，是当时时兴的旗袍。
有一次，母亲提出让父亲陪她到附近的商店逛逛，父亲以为母亲想买衣服，就陪她去了。到了柜台，母亲却让售货员拿过一件男式短袖衫逼着他试穿。父亲明白了母亲的意思，又拗不过，可他真的不想为自己破费，眼珠转了转，便凑到母亲耳边说：“有情况。”他拉着母亲匆匆离开店铺。
等母亲明白不过是父亲玩的花招时，只能苦笑。父亲说：“就那点钱，留着给你用吧。”这话让母亲鼻子一酸，差点落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