毕业后的第一年，我租住郊区，离公司有两小时的地铁距离。每天早上天不亮，我就得出门，到了夜深人静，才拖着困乏的身体坐两小时地铁回到冷清的群租房里。那段日子，对现实的沮丧让我彻夜难眠，突然间觉得自己根本没想的那么牛，在偌大的城市里，连倾吐的对象都找不到。
每天早上赶地铁，经常在楼下的早餐店随便买点早点带着路上吃。店主是一位大娘，看上去60多岁，喜欢穿素色的衣服，但从头到脚，从来都是精致整齐的，待人和蔼可亲，跟平日里街头吆喝的小贩大妈完全不同。渐渐跟大娘熟络起来，知道大娘姓孙，原本是家庭主妇，丈夫在车祸中去世，儿子成了植物人，为了抢救儿子，她卖房卖车，一夜之间失去所有。但为了儿子，她每天支个早点摊儿，咬牙坚持做下来。几年后，儿子奇迹般地苏醒过来。“那是上帝对我最大的恩赐。”孙大娘谈起那段往事，总是心怀感激，“刚开始，我也曾绝望，但想想人生最坏的结果不就是死，我还有一丝希望，就是在躺在病床上的儿子。”
从孙大娘的身上，我看到作家阿兰·德·波顿在演讲里提及的悲观主义情怀，当你意识到生命的本质是毫无意义的：“你的一切努力到头来都只是徒劳，死亡早晚会将你与你的心爱之人击倒，你的一切成就最终都要归于尘土，再面对生活的苦难时，你就会以一种将生活视为无奈苦旅的乐观心态泰然处之。”鲁迅先生说，真正的勇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我开始逐渐走出心里的阴霾，重新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，才发现原来身边的同事都是那么可爱，自己的工作也蛮有意思。
法国纪录片里有这样一个场景：一只屎壳郎，推着一个比它大很多的粪球，不紧不慢地走着，路上有许许多多沙砾和土块。突然，它推着的粪球，一下子扎进了路的正前方一根尖尖的、斜长在路面上的植物的巨刺上。然而，屎壳郎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困境，它照旧正着推了一会，不见动静后；又倒着往前顶，还是不见动静。它还奋力地推走旁边的土块，企图可以用侧面突击。但糞球依旧深深地扎在那根刺上，丝毫没有离开的迹象。那一刻，我不禁为它蠢萌的样子感到好笑，因为对于这样一只卑微的动物而言，着实不那么容易能解决好这么大的一个困难。而就在我暗自嘲笑它，并等着看它失败之后如何沮丧地离开时，它突然绕到粪球的另一端，只轻轻一顶，顽固的粪球瞬间就从那根巨刺上脱离出来。它赢了，只是没有胜利后的欢呼，也没有冲出困境后的长吁短叹。这只屎壳郎，就像刚才啥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，继续推着粪球向前去了，只留下屏幕外的我，痴痴发呆。
由此想来，也许生活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痛苦。只是人比动物多了些计较得失的思虑，以及杞人忧天的担忧。世间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是我们自找的。
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，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，相信吧，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……”普希金的这首诗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可言，但短短八句，却给人晨钟似的警醒。
曾经，汤唯因李安导演的《色·戒》惊艳了世界，斩获金马奖最佳女配角，一炮走红。然而，成也《色·戒》，败也《色·戒》，也因为这部电影，她遭到封杀，演艺生涯全面停摆。彼时已经28岁的她，前途未卜，曾被预言永不翻身。然而两年后，她重新以一个讲着粤语、和张学友谈恋爱的清新文艺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。她在节目里谈及当年被封杀后自费赴英国学习的经历，聊起一度靠做羽毛球陪练和街头卖艺挣钱，她的脸色洋溢着一副乐观的模样，没有抱怨，没有委屈，更多的是对那段经历的怀念。
拿破仑说过：“世界是一个可以产生回音的山谷，可以把我们对生活的抱怨或感激一丝不差地反馈回来；世界也是一面镜子，我们对它是什么态度，它对我们就是什么态度。”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往往就只在于：有的人总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积极的心态，万事能够处之泰然；而另一些人则不然。要知道，命运女神生性反复无常，残酷而虚荣，是我们生活当中一切不可控因素的总和。她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：我们的生活归根结底掌握在她手里，无论我们怎么理性地努力控制生活，或早或晚都会被她降伏。为了应付命运女神的任性多变，哲学家塞内卡建议我们采取一种所谓“预先冥想”的做法：每天早上起床前，你都应该想清楚这一天所有可能碰上的坏事，不是因为这些事情必然发生，而是为了在它们发生时不至于手足无措。
生活永远不可能是甜的，也永远不可能是苦的，喜与悲、笑与泪，才能真正构成一个真正的人生。我们不应当回避沮丧悲伤，而是应当全身心地拥抱他们。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幸福和快乐，痛苦有时，悲伤有时，沮丧有时，但过后请始终保持乐观心态，朝前看，朝前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