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们大多以为,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,彭德怀是第一个含冤蒙尘的老帅。其实,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和罢官的,竟是曾被誉为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一代战神、解放后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刘伯承元帅。而他的这一际遇却与后来蒙冤更深的彭德怀元帅有很大关系。
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,两人之间其实存在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。同是国家“长城”,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?
反围剿:两人气话传走样
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,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,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战役。此前,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,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。彭德怀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,但张闻天、王稼祥等“洋派”则坚决主张毛泽东离职。争论中,刘伯承投了“洋派”一票。随即,他又发表了批评毛泽东、彭德怀等“游击主义”战术的文章。彭德怀十分恼怒。
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,苏区中央局命令红军先发制人,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——南丰。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红三军团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2000人马,而国民党军则有近万人。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大为不满:“这是哪个的鬼主意,蠢嘛!南丰易守难攻,敌我力量悬殊,又占据了有利地形,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,真是乱弹琴!”
果然如彭德怀所料,激战一昼夜,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,却自损300余人。彭德怀不禁火冒三丈:“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。啥子正规战?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。”
彭德怀将中央局的过失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,而且话传走了样。事后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:“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!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。”话又传回去,刚直易怒的彭德怀会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。
百团大战:刘伯承指失误
全面抗战爆发后,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,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。期间,彭德怀领导发起着名的“百团大战”,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。这一时期,两人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。
然而在1945年4月,党内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,总结历史经验,检讨工作。4月30日,刘伯承作报告总结晋冀鲁豫地区抗战7年来的工作。这个报告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“百团大战”问题。刘伯承指出,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,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,如敌众我寡之下,没有以弱示敌,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;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,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,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。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,并不是针对彭德怀,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作了自我批评。然而,他的报告一出,便引起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。毛泽东觉得,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识和评价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。
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,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。后来,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,中央对此也未再有什么异议。
军事院校被斥“大本营”横遭“反教条”
风暴冲击1951年,刘伯承元帅受命在南京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军事院校。正当他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,一心要打造—所“东方的伏龙芝”、“东方的西点军校”时,却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—场“反对教条主义”的斗争旋涡之中,且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,军事学院也被国防部定为“教条主义的大本营”。
当时,彭德怀元帅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,正是由于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,军内在1958年掀起了一股“反教条主义”斗争之风,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、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“反党宗派集团”,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“反党分子”。而刘伯承元帅因“检讨深刻”,得以逃过劫难。一年后的“庐山会议”,彭德怀元帅被“撤职”后对反教条主义事件深刻反思并作了自责,后人“为尊者讳”,“为尊者隐”,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元帅挨整的肇始者——刚肠嫉恶、内无阳秋、外有臧否的彭大将军。
当时,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,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“大本营”和“司令部”后,曾名义上担任过第—任训练总监部部长(未到职,叶剑英代理),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他,自然无法回避,只得拖着病体进京接受批判。在医院,他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查,后在别人搀扶下蹒跚上台深刻检讨,因“检讨深刻”,刘伯承总算过了关,但他想通过作检讨保护一批同志的愿望却未实现。1959年1月19日,刘伯承挂印罢官,兵戎生涯遂告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