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6年10月10日，美国总统杜鲁门第一次把自由勋章授予一位中国人，他就是中国抗日第一战将、歼灭日军最多的薛岳将军。他在抗战期间指挥的四次长沙会战，就歼灭日军10余万人。张治中将军称其为“百战名将”。曾经是老战友也是老对手的新四军军长叶挺，对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大力称赞：挽洪都于垂危，作江汉之保障，并与平型关、台儿庄鼎足三立，盛名当永垂不朽。
薛岳是抗战期间唯一被喻为抗日“战神”的将领，官授陆军一级上将。他历任贵州省主席、抗日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、湖南省主席等职。
6月15日傍晚，率警卫营护卫孙先生夫妇下榻粤秀楼的薛岳收到情报，陈炯明部下叶举计划当夜采取军事行动。他马上告知孙中山秘书林直勉、参军林树巍，请他们火速通报孙中山，并请先生乔装成出夜诊的医生，趁天黑通过陈军哨站，直奔广州天字码头，登上永丰舰。
当晚，陈炯明所部叶举果然对总统府采取军事行动，集结士兵2万多人，而驻守大元帅府的警卫部队只有800多人，情况十分危急。然而薛岳指挥若定，将宋庆龄平安地撤离到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，并率所部以少敌众击退对方多次攻势。
期间陈炯明部下向孙中山提出谈判要求，鉴于北方徐世昌已经下台，请孙中山兑现当初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，被孙中山拒绝。孙中山仍然坚持留在中山舰上，与岸上的陈部交火。他迟迟不愿意离去，因为他期望广州城内很快发生他所期待的变化，以及能够获得广州民众舆论的支持，可惜陈炯明民望甚高，当地很多舆论指责孙中山向广州城内发炮，杀害无辜市民。根据梁基永先生发表在《羊城晚报》2011年11月13日B0版的一篇文章《“孙大炮”名不虚传》，将当时发炮细节描述如下：“船驶到白鹅潭中央，孙下令开炮，由于没有海军总长的命令，加上顾虑伤及城内民众，船上没有人敢动手，据文献记载，孙中山‘亲发数炮’，又督促炮手连发七十余炮。--孙中山早年被人称为‘孙大炮’，这下子，倒真是名下无虚了。但孙放炮后，陆上部队并没有响应动手。”
众所周知，“武汉会战”是抗日战争中日军倾注兵力最多的战役。据战后搜集的日军情报文件证明，日军在此役部署兵力时已经捉襟见肘，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，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。
此次战役是冈村宁次和薛岳的对决，号称“三羽乌”之一在日军界享有极高声誉的日本陆军上将冈村宁次，遇到薛岳将军却飞不起来了。
薛岳负责指挥九江至南昌以及鄱阳湖周围战事，在德安、瑞昌、庐山地区部署了7个军的兵力，摆出“反八字形”的阵势，静待冈村宁次的第11军来犯。
两军很快进入对攻战，你来我往，互有胜负，呈胶着战，由于中日两军双方在每个山头、每个村庄都要反复搏杀，甚至一日数易其手，致使前来助战的日军飞机因双方绞成一团而不敢投弹。薛岳所部借此机会，戏弄日军。有几次日机空投弹药和粮食时，第4军和第74军的官兵在白布中间贴上红布圆心，制作假日军旗，铺在地面，引诱日机将给养空投到我军阵地上，使日军供给陷入混乱。
8月3日，日军第106师团沿南浔铁路南下进攻南昌，在金官桥遭到薛岳部队迎头痛击，薛岳严令参战部队不能逃跑，否则枪决!日军随后以战车、飞机和大炮配合步兵强攻，兼以施放毒气，都不能逾越阵地雷池半步!战斗打得十分惨烈，持续到15日，双方均死伤惨重。据后来缴获的敌军日记记载：“几次进攻中，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，皇军大受威胁。”有士兵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，‘不识庐山真面目’名不虚传，皇军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第19师的坚强抵抗，前所未有的激战，中队、小队长死亡很多，战斗仍在艰苦进行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是渺茫的。”
日军虽然装备良好，但数量有限，尤其是兵源补充困难。战斗进行到9月下旬，薛岳审时度势后，决定与日军相持到底。他指挥第十五集团军在汨罗江南岸运用诱敌深入战术，一次就歼灭日军2000余人。这一下，忧愁的跷跷板重心倒向了冈村宁次。他苦着脸思考着对付中国军队的良策，越想越觉得拖下去凶多吉少，伤亡会更大。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此次出征作战，碰到的是一个硬钉子，这个对手不好对付。因此，他决定撤退。10月5日，全线撤退的命令下达后，日军慌张后退。
随着当地气温不断下降，冈村宁次站在庐山的峻岭峰峦上，看到自己部队被薛岳所部像春藤一样缠住毫无进展，于是决定撤退。
薛岳下令各部队于10月6日开始猛攻，这次反攻一直持续到10日才结束。除日军10师团有千余人逃脱之外，其余日军万余人全部被歼，俘虏300余人。这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首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，而一直到武汉保卫战结束，日军最终也未能全歼我军一个师。
武汉保卫战，第74军打出中华儿女的骄傲，全国民众欢欣鼓舞，田汉作词、任光谱曲，创作了74军军歌，激励更多的抗日英雄。“起来，弟兄们，是时候了，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。他，强占我们国土，残杀妇女儿童。我们保卫过京沪，大战过开封，南浔线，显精忠，张古山，血染红。我们是人民的武力，抗日的先锋;人民的武力，抗日的先锋!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