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，人们一谈到“蒋介石侍从室”，当官的会肃然起敬，老百姓也会谈虎色变。这是因为，蒋介石侍从室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，是国民党所有党政军机关都要俯首听命的“太上皇”，是国民党政权中所有权贵显要都伸长脖子注目仰视的“圣殿”，是影响整个华夏大地历史进程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策划之地。
蒋介石深谙用人之术
侍从室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，能起这样大的作用？说穿了，唯一的原因是它服务的对象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、最大的独裁者——蒋介石。
1936年1月，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了重大改组，成立了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，简称“侍一处”、“侍二处”。1940年又成立了“侍三处”。这三个处都直属蒋介石个人领导，都是“通天”的。而这三个处的主任，都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，非同凡响。例如当过侍一处主任的张治中，曾当过第九集团军总司令、湖北省政府主席，中将加上将衔（这是国民党军衔的一个阶级，低于二级上将，高于中将）。难怪他就任之后，侍从室通电各战区司令长官，郑重其事地宣告：“委座看重侍从室，特派张治中为主任。”
此外，担任过侍一处主任的还有钱大钧、林蔚、贺耀祖等，都是国民党政权的风云人物。
还有一个侍三处，主任是陈果夫。“蒋家天下陈家党”。陈果夫、陈立夫兄弟掌管着国民党的党权，是臭名昭著的C.C派首领。陈果夫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主任。
三个处的主任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，这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之手，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。三人之间还可以互相制约，亦便于蒋介石的驾驭。看来蒋介石是深谙用人之“术”的。
侍从室干预“司法独立”
侍从室的触角伸得很长，许多事情都要介入，甚至对标榜“司法独立”的法院也要干预，也要指手画脚。
1942年，在重庆出了一件大案，曾轰动山城。事情是这样的：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林世良，勾结大成商行的章德武，大搞走私活动。一次从仰光到昆明一下子走私价值3000多万元的商品，林世良从中渔利1000多万元。谁知事机不密，被军统局侦知。军统本来就想把缉私这块“肥肉”从孔家手中攫取过来，遂向蒋介石状告孔祥熙。
这时抗战正处于最困难时期。广大群众生活艰辛，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多少人啼饥号寒。“家无隔夜粮，路有冻死骨”，可谓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。而林世良之流竟大发“国难财”，舆论哗然，国人皆曰可杀。司法机关慑于民意，准备将林世良判处死刑。
但林世良可不是一般人物，而是个有很硬背景和后台的特殊人物。他的后台就是蒋介石的大舅子、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，以及孔夫人宋霭龄。这位孔夫人是当时“第一夫人”宋美龄的大姐，嗜财如命，搜刮钱财不择手段。而做走私生意在当时是捞钱的一条捷径，孔夫人和她的大公子孔令侃岂肯放过。林世良先当过孔祥熙家的管家，后来又替孔祥熙家族做走私生意，西药、五金、卡车、建材，以至鸦片、吗啡等毒品都拼命走私，毫无顾忌。万一林世良在临死前将走私内幕和盘托出，孔、宋岂不要大丢面子？权衡再三，孔、宋二人决定“运动”法院使其从轻判处林世良无期徒刑。法院当然不敢得罪孔“国舅”和宋“皇姐”。按照孔、宋的要求，将案件呈报到了侍从室，待蒋介石“核准”后即行办理。
侍从室里的“智囊”们看到案件报告后，进行了议论。权衡结果，陈布雷、于达、唐纵等人在呈批件上拟了个“判处死刑”的意见。蒋介石犹豫再三，最后下决心宁肯开罪“国舅”和“皇姐”，也不愿动摇自己统治的根基，于是同意了侍从室的签呈，下令将林世良枪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