傍晚，全家人正吃着饭，爸爸突然说：“我想去深圳看看，有几个同事去了，混得不错，工资有我现在的三四倍。”他说这话时并没放下碗筷，看不出什么情绪，像是说一件极其稀松平常的事。妈妈可能早已知道此事，她一贯大条，说了几句应和的话，大致是：你想去就去呗，无所谓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看大家很平静，只有佯装无事，继续吃。姐姐也许并没听到大人的谈话，只顾在西红柿炒蛋里拼命搜刮鸡蛋，终于挖到一块指甲盖般大的残余。一瞬间，我的心沉到了小腹，眼前晃动着的只有影子，接着，我哭出了声。这么一闹，爸爸只能安安分分去上班了。
长大后我才知道，以他的性格，出门已是难事——出去旅游几天，也会百般不适，更别提孤身一人去几千公里外打工。不知道他年轻时当列车员的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。他接茬儿：“当列车员倒好了！现在就算不当官，工资起码不低！”上世纪80年代初，他当了四五年列车员，就转向了工厂这块香饽饽。90年代中期，旁边的罐头厂、染织厂、被单厂先后关门，他所在的工厂几度陷于瘫痪又几度起死回生。我的记忆总会过滤出一些从前的实惠：家里的床单、被罩、暖水瓶、保温杯都仰仗他的福利，夏天每天发两根冰棍儿，他拿毛巾包回家给我们，在冰箱还没普及的年代，这是多大的奢侈。
爸爸更多的存在感可能来自妈妈，比如妈妈评职称要写论文，坐在桌前久久憋不出一句话，爸爸自告奋勇揽下此事。没学过养蜂养兔不要紧，彻夜翻看资料;没写过也不要紧，对着别人的文章一笔笔学。他的高中文化吃紧，只有拿出爱读文学书的功底，写写还念给妈妈听，妈妈挺不耐烦。有时他问：“是不是这样表达更专业？”妈妈来一句：“爱怎么就怎么吧，反正都差不多。”他知道话语凭空投掷了，顿下来想想，自言自语：“不对，这地方要改。”于是圈起来。做完了论文，发表在内部刊物上，他看了又看，还在推敲着什么，还有些遗憾，像是生了个长相丑陋的孩子。此时，没人和他聊点什么，他把杂志锁进了放存折的柜子。评职称的第二步是通过英语水平测试，我妈说试卷只有五题，五段英译汉，都是书上的，能译对三段，就算通过。说起来很容易，但她的英语水平只限于会说一句口号：Theworkingclassistheleadingclass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）。还好是半开卷。教材里的段子太芜杂，他开始帮她梳理，两人齐心协力把段子抄在工作手册上。他细心为之编写目录，还不放心，怕她到了考场一紧张找不到，又给每个段子提炼主题意思，用最简洁的语言注明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俩合作成功了。妈妈拿下了中级职称，工资加了一档，比他的多出一截。
我读大学时，在一个远房舅舅家做客，舅妈问及家庭，我如实回答。她一听便说：“你爸恐怕要不开心了，钱没有你妈多。”我自以为是：“怎么会，我爸无所谓的。”回家转述了这场对话，爸爸表现得颇不以为然，更加坚定了我的推断。一直以来，他总是先花掉自己的收入，从不干涉妈妈的存折，甚至在他一人能够支撑家庭开支时，绝不让我妈出一分。家里的定期存单，清一色用我妈的名字。我成年后，他不止一次说：“你妈的钱我是不管的，日常开支都是我的。”没退休那会儿，他还接点私活儿，有时帮人加工一下机器，半天能赚一两百块，回来总会叨念：“今天这个钱，值得。”这些年下来，家里的储蓄基本都在妈妈的名下，他开始思考自己的身后事。“如果我走在前面，你妈得有个傍身。你妈老实，没用。”我妈在他身旁试图反抗“老实、没用”。他回了一句：“对，我是比你有用一点。”
这么多年，爸爸清楚自己的微不足道，明白生活的局限，没有拿得上台面的一技之长，甚至愉快地享受生活也常常做不好。这几年，他也试图卸下自己的一些什么东西，比如不再希望我成为“有用”的人，“工作什么的，顺其自然，不要强求”。他把年轻时的书给了我，只看看报纸，花更多的时间看电视，哪怕只是坐在电视机前睡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