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 年 6 月 1 日,我坐在幼儿园家长席上。一群孩子正表演舞蹈,排在队尾的胖小子忽然脱离了队列,大摇大摆绕着同伴转起圈来,逗得满场观众哈哈大笑。他就是我那两岁半的淘气儿子。在欢笑的人群中,我的眼中却盛满了泪水。我咬住嘴唇,尽力控制自己,可不听话的眼泪还是落了下来,再也止不住。我匆匆离开,不敢像其他妈妈那样,张开怀抱迎接孩子,我怕我的眼泪吓着他……你也许会奇怪,看着自己天真活泼的孩子,有什么理由哭呢?
我有一千个痛苦的理由!但是——我现在不哭!
人生的不幸与打击总是突然降临的。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黑色的星期三,1992 年 4 月 1 日,命运第一次向我显示它的残酷与无情。在这之前,我一直很幸运。我是湖南人,16 岁就上了大学,毕业即留校任教,两年后考上一所名牌大学研究生,获得硕士学位。26 岁时已是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讲师,事业初有所成。就在这时,灾难悄然而至。
我的脖子上长了个肿块,摸上去很硬,不痛不痒。开始我没太在意,可肿块一直不消,渐渐大了许多。慢慢的我有了感觉,低烧、疲乏、消瘦,忙去定点医院检查。初诊说是淋巴肿大,让我看耳鼻喉科。耳鼻喉科的医生没有发现异常,只有一项血清试验结果呈微弱阳性。
1992 年 4 月 1 日,我乘到长沙出差的机会,走进湖南省肿瘤医院,医院的院长是父亲的朋友,我走进诊室,轻松地在头颈科瞿教授对面坐下,看父亲很紧张,我还对他笑了笑。
“鼻咽部没发现异常。”瞿教授检查说,他显然有所怀疑,用手仔细地检查我的颈部。
“这里还有第二个肿块,长在甲状腺部位。”
我父亲的脸色一沉。一股凉意从我脊背上掠过。我真傻,我只知道鼻咽癌,我没有得鼻咽癌,就不会得别的癌么?!
我被匆匆带往化验室,我的病理报告单上写着:“甲状腺癌,已经转移。”
“情况很严重,必须马上拍胸片,如果没有肺转移,尽快手术,术后安排化疗、放疗……”
医生在很近的地方对我说话,他的声音好像从遥远处传来似的。我胡乱冲医生点点头,没和父亲打招呼,就往门外走。我逃跑一般冲过阴森的走廊,直冲到大门外。门外是四月明丽的阳光,和风拂面,花红柳绿。春天已不属于我了,春天是属于健康人的。
我无处可逃,癌症张着魔爪在前面等着我。我真想哭,但不知为什么,又哭不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