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革期间，经常有打什么反标啊、观察信号弹啊、抓特务等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出现。我上四年级时，有一天，我的班主任李秀山老师面目表情十分凝重并严肃地对我们说：“最近，一个潜伏的台湾特务流窜到我们地区。据说今晚就在我们连队（我们是生产建设兵团）附近活动。营部命令我们今晚抓住这个特务，希望我们学生积极配合。老师说：”愿意参加的同学，请在晚饭后，5：30在学校门口集合。不用问我当然一马当先了。晚饭后，我要走，妈妈不让，她说我小，不能抓特务，可我非去不可。妈妈坚持不准，我就拿出我的杀手锏，就地十八滚。妈妈没办法，只能让步。
我和同学徐艳辉、王凤琴、于淑芬、刘文斌、孙贵德、于德贵、于德河等人早早地来到集合地点，还有20连队的学生总共有20多人。天早已黑了下来，班长王春礼让我们排好队，向着东边的撤水河走去。我年龄最小，个头就更矮了，自然排在最前头。我们来到河里，冬天河里全是雪和冰，朦胧的月光下，有些扑朔迷离的。我有些害怕，后悔不来好了，这时班长催处我：”快点走！“并在我肩上轻推了一下。班长看出了我的心思。忽然间，河的前方远处有一个黑影出现，晃了几下，向西跑了。与此同时同学们大声喊：”特务！特务！快！追！抓特务啊！”学生们顿时兴奋地，机警地向前方跑去，我紧随其后。跑到刚才“特务”活动的地点一看，稻田地的西边有一个黑影在晃动，我们又立即向西追去。田地里都是雪，同学们穿越着一道道的排水渠，飞快地向前跑着，我呼呲带喘地跟着。袄袖里呛满了雪，鞋里更不用说，当时的我哪还能顾得上这些，一个念头，可别落在同学们的后面，要是碰到特务怎么办。我张着大嘴，喘着粗气，紧紧地尾随在同学们的后面。这时，同学们又转向北跑去，我也转向北跑，我就一个念头，别落下。当我们跑到学校附近的一条小河里，碰到了我们的同学王江。王江告诉我们：他碰见特务了，并且，特务还掐了他的脖子。他让我们看他的脖子，果真有一道紫红色痕迹。同学们在事实面前觉得有特务是千真万确的了，我更信以为真。
班长带着我们和王江回到了学校。不一会儿，老师也回来了。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老师刚才的情形。老师还若有其事地看看王江的脖子。然后郑重地说：”我们一定要把“特务”抓到。”老师还盘问王江：“‘特务’往'哪个方向跑了。”王江支支吾吾地：“往那个方向跑了。”老师指着我说：“你别跟着了，你太小，跑不动了，你和王江一起呆在办公室里，等我们回来。”我只好勉强同意。然后，老师和那些“傻”同学们一溜烟似地跑了，消失在夜色中。我和王江呆在办公室里。一会儿，王江说：“你呆在办公室里别动，我出去看看。”办公室里剩下了我一个人，害怕极了，我怕特务从外面闯进来，也掐我的脖子。悔不该留在办公室里，更不该来抓什么特务。说什么都晚了。我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，外面漆黑，屋里静得可怕。只有老师的办公桌上的那块马蹄表上老母鸡的头一点一点的在啄米，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。
过了很长时间，老师和同学们高高兴兴地回来了。我问：“抓到特务了吗？”老师和同学们都笑了，有人告诉我：“特务”就是老师！。”我没有立即反应过来，怎么老师是特务？“啊！我知道了，老师扮的！”老师很得意自己的策划，高兴地说：“大家表现得不错，警惕性都挺高。我们就应该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，让敌人无可乘之机！”我们也觉得很出色，各个都喜形于色。
夜深了，老师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头，一路上说说笑笑，意犹未尽，都觉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每每想起此事，我都余兴不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