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4月29日，柏杨在台北病逝，走完89年跌宕的人生。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等著作让他享誉华文世界，“不为帝王唱赞歌，只为苍生说人话”，更确立了他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。
本刊谨转发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的回忆文章，以飨读者。
遇见柏杨前，他给我的印象是：文笔恣纵，外表嬉笑怒骂，而内心愤世嫉俗，是一个怒目金刚型的人物。我从没料到，有一天自己和这位手持矛槊，出入人间的人物，会有任何关联。
第一次见到柏杨，他的气质沉静，举止温文，十分出乎我的意料。尽管他手中一根接连一根的纸烟，隐隐地透露出内心的焦灼不宁，然而，大致说来，他给我一种文质彬彬的印象。
翌晨，我到学校去，一进办公室，就赫然发现他的一封信，没贴邮票，显然是派人送来的。短短的几句话，很令我感动。我拨了一个电话给他，这个电话拨开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序幕。后来，我们每一次会面，他总是随身携带着稿件，利用等候的片刻，不停地修改校订。看到他勤奋的一面，我领悟到，这个人是不能错过的。他的速度太快，效率太高，他不会在你的面前再三徘徊。
我曾经给柏杨一句评语：“你这个人，既复杂而又统一。”复杂的是他对社会众生百态的洞悉，和历经险的曲折人生。统一的是他仍然是那么真挚，那么奔放，始终保持着他活泼生动的感情。他直着脊梁述说长坐冰块和右膝伤残的惨痛遭遇；他用顽皮而淘气的口吻，叙述他趁隙捡取一小截烟屁股，卷成细细的老鼠尾巴来吸食的故事，一小片碎玻璃，就是代用的火柴，被他珍宝般地珍藏着……这些狱中禁锢生活的一二，听得我心痛如绞，滴下泪来。有谁知道，这个倔犟、坚韧的灵魂，竟有处世天真像孩子的一面，以及一颗感情澎湃像海潮般热烈的心！
那时，柏杨寄住在罗祖光先生改装过的汽车间里。生活所需品，几乎无一物无来历。罗祖光夫妇供应的家具器皿，梁上元赠的洗衣机，寒爵送来电扇，林紫耀为他装电话，陈丽真、谈开元选购的衣物……每样东西，都充满一份深挚的情意。此外，汽车间里还有一两件深含历史纪念意义的物品，那是一床旧毯子，和几套颜色不相搭配，补了又补，破得不能再破的衫裤—柏杨在绿岛时所穿的囚衣，上面赫然用墨笔写着同一个号码：297。啊，那段名字被抹去的日子啊！
更深人静的夜晚，柏杨常常和我谈起他在绿岛时的生活情景：无尽的潮音，寂寞地拍打崖岸的绝响。夏天太阳毒热，炙晒着溽热的囚室。一日三餐，囚房的铁门定时打开一个小洞，饭菜从外边地上推送进来。每天晨起，在荷枪实弹兵士的监视下，做规定40分钟的户外散步，不准弯腰，不准坐下，动辄遭到叱喝。夜晚，室友们围绕着唱一首苍凉的老歌—《老黑爵》……
我们决定结婚的那段时候，柏杨常无端觉得心悸，经常要吃镇静剂。夜晚，他在梦里发出惊叫和长长的叹息，仿佛一个人被推下峭壁悬崖所发出来的绝望呼喊。也有时，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，在梦中无端地哭泣。
就在这时，另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出现了：头痛和眼球胀痛困扰着他，我陪他到医院去检查，发现是眼球内微血管破裂，淤血沉淀淤积。9年多来，在囚室内只有一支高高悬在天花板上的日光灯，柏杨不停地写作，完成了三部历史研究丛书，以及一堆可与腰齐的尚未完成的稿件。光线微弱、过度辛劳和营养不良，损坏了他的眼睛。医生宣布说，这种症状分为四级，第四级是全盲，而柏杨已到了第二级。药物治疗的效果很有限，唯一的办法是节制看书，减少写作。
这对柏杨的打击太大了。他案上永远堆积着做不完的工作，单是历史研究丛书的校对，就已足够使他的眼疾加重。我建议由我代劳，他说：“校对和生孩子一样，都是没有办法请人替代的。”
有人把创作比作生产。柏杨是个多产的母亲。在我们生活的天地里，柏杨最乐于厮磨其中的是书房。他常对我说：“书桌是我喜欢的地方，每次一坐在书桌前，我的心就特别地宁静。”他总是坐下来执笔就写，写倦了，从书房踱出来，自我排解地说：“我真不想写了，我想出去玩玩，悠悠闲闲，多好。”话才说完，只见他又踱回书房，继续埋首伏案。
柏杨是个梁山泊好汉型的性格，看到别人遭遇困难，喜欢自告奋勇地表示：“我帮你想个办法。”“和你为难的是谁？我去找他干。”而这种爽直、勇于承担的行为，常常把一些乡愿型、老于世故的人吓住。
曾经有一位出道不久的女作家，因为书籍被盗印，由她父亲出面向一家出版商求助。那天，正巧柏杨也在场，登时气得跳起来，叫道：“我去找他算账。”女作家父亲的反应，却是顾左右而言他。事后，我们听到这对父女对柏杨的批评是：“这个人太冲动。”
冬天早晨醒来，柏杨谈起他的童年故事：继母冷酷无情，把他这个十岁不到的孩子，孤零零地丢在和全家人隔离、坐落在后院一间独立的空房里。每年冬天，他一双手生满了冻疮，痛痒难当，抓得溃烂，出血流脓。清晨起床，冻得直打哆嗦，一心只盼望，在那件破棉袄内，能有一套弟妹们都有的棉布衫裤。可是，寒风从四壁钻进来，他仍旧套上那件油渍污垢，已经穿了多年的“空壳榔”棉袄，瑟缩地爬起来，面对冷酷无情的新一天。
荷包蛋酒酿之类的点心，永远轮不到他，只有看着继母所生的弟妹们吃，而他呆立在一旁垂涎。有一回，他忘情地奔到继母的面前，想讨好她，却换来一顿叱责和冷嘲。从此，他只有把一份很深、很浓的爱，寄托给长年在外工作的父亲。父亲回家的日子总是那么渺茫，但只要有父亲在家，柏杨已经享受到最大的天伦之乐。他快乐地跳蹦着，活泼地唱着歌，恣意地向父亲撒娇，向父亲讨钱买糖果来解馋……
他倔犟的个性，成形在他17岁的那一年，跳起来用拳头反抗继母的殴打和辱骂。在这之前，他总是逆来顺受，可是，这次已忍无可忍，他在地上画了一条线，凌厉地警告继母，不准越过。继母疯狂地扑过来，他迎头给了她一顿痛击，然后立刻逃离了这个缺乏温暖的家。柏杨说：“有能力报复而不肯报复，和根本没有能力报复而空言不报复是两回事。”他，绝不伪善。
柏杨喜欢围棋。他说下围棋必须先建立两个据点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在人生的棋局上，几仆几起，愈挫愈坚的柏杨，也有他的两个据点，那就是敢爱和敢恨。除了对人充满了浓烈的感情，所放射出来的阳光一般和煦的爱心之外，他从不讳言他的嫉恶。他憎恨人们因私害公，忧心社会的腐败落后。他想打破闭塞、固陋和僵化。他想消除凶残专横黑暗的恶势力，指责非理性死不认错的心理。他不能谅解那些不为别人着想的人，和嫉妒别人长进的人。他认为那都是进步的最大障碍，他为这一切奋斗，付出了几乎摧折的代价。
柏杨交往的朋友，有两个必备条件，那就是“真交情”和“真性情”。有的读者频频写信来要和他见面，或索要签名照片等，有的称兄道弟，有的尊他为老翁。有的呼冤、求救，要求代为伸张正义，也有的和他论辩争执，更有的破口大骂，指他离经叛道。不论这些来信立场如何，他从不肯让任何一个读者失望，总是亲自执笔回复，并且把这些信件收藏起来。因为每一封信的往返，都是一个问题的探讨，一份感情的交流，没有一封信是交际应酬。我们也因此结识了不少良友。
他总是教我分析各种聚会的意义，什么是交际宴会，什么是应酬知己。水至清则无鱼，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承受不同的友谊，我从他那儿学习到许多处世和人情。而他一再告诉我说：“我是个过感情生活的人。”每当我们旅行到一处，他一定不忘吊古访友。在嘈杂的街头，他会倾听一个卖口香糖孩子讲述自己的家庭状况。当他被囚在绿岛时，从报端知道了贫苦患病者的消息，他仍辗转寄他能力所及、为数很小的钱去给人家。当然，他会冷面对待一些见利忘义、势利凉薄的熟人，然后，开一句国骂：“他妈的！”
柏杨在人生舞台上，扮演过许多不同的角色。他除了成为一个作家之外，还经过商，在东北时，卖过矿场用的坑木。来台湾之后，一面鬻文维生，一面做出版生意。他还奉过公职，当过报馆编辑，干过小学中学教员，当过大学教授。当然，他还失过业，流过浪，一心只想吃个馒头。
生活经验这么丰富的人，竟会糊涂，头脑不清，真令人不可思议。事实上，他时时坐上公车，心不在焉，不是发现坐过了站，就是搭错了路线。有一天，我回家来，走到二楼时，发现他手上拿着钥匙，正在开别人家的门，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才发觉自己的家在三楼，他气呼呼地说：“怪不得，怎么也打不开。”
柏杨视线的障碍，使他常常在写稿时，停下来辍笔长叹，他闭紧了双眼，用双手捂着脸，一语不发地靠在椅背上养神。我突然发现他像一个身经百战归来的老兵，脸上刻着风霜的痕迹和光荣的标志！我心胸中有太多的话想说，却鲠在喉头，我走过去，靠着他，轻声地告诉他：“我在你的身旁，我就是你的眼睛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