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3年，14岁的我因为身材比例不错被福建歌舞剧院看中，选拔为舞蹈演员。并公费送到北京舞蹈学院进修。
初到学校，因为浓重的方言我常常受人欺负。每天去食堂打饭，大师傅都会故意为难我，说他们卖的是肉包，不是“漏包”。有次学校举行文艺演出，老师让我做主持，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报幕声：“下面请听女生‘额’重喝×××”。台下立刻哄堂大笑，我对此却感到莫名其妙，不知哪里出了问题。
学习舞蹈之余，为了拓宽自己，我又去学习唱歌。大概是我的方言实在让音乐老师都无法忍受，便推荐我跟一个艺术学院的台词老师牛娜订正语言。
初一见面，牛老师很快就喜欢上了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我。她告诉我：“孩子，我不收你的学费。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学，学好了我推荐你去考我们的军艺（解放军艺术学院）。”这句话顿时让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，随后的日子只要有空闲我就往牛老师家里跑。数年之后她反复地说，姚晨是她见到学习最用功的孩子。尽管如此，我的方言订正起来依然困难重重。牛老师为此不得不发狠，让我跪在地上读。长期如此的训练，渐渐地，我的普通话变得娴熟自如了。
1997年春季，我顺理成章地参加了艺术院校招考考试，几家艺术院校都是一考上榜。我甚至成为各个艺术院校的争夺对象。
我在紧锣密鼓按部就班复习文化课的同时。还在为另一件事情揪心。这一年，也是我作为舞蹈演员在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期限。按照规定，舞蹈学院毕业我要回福建歌舞剧院工作，他们是不会轻易放我离开的。
就在高考报名结束的前两天，歌舞剧院终于答应放行，前提是姚家必须支付10万元的违约金。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爸爸便开始四处借钱。跑遍了整个福州。第三天早上是最后的交款期限。爸爸带着一大包的钞票神情疲惫地回来。经过清点，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才6万多块。歌舞剧院此时态度依然强硬，没有钱就没有放行证。为此，我与这一年的高考失之交臂，不得已。我只能重新回到歌舞剧院当了一个不起眼的舞蹈演员。爸爸也在极度焦虑中一夜白头……
剧院的生活对于18岁的我来说完全可以用安逸来形容。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仍然觉得这不是自己最终想要的生活。远在北京的牛娜老师也时常给我写信，女弦子不可能跳一辈子的舞，与其在小地方没出息地安稳下去，不如破釜沉舟来北京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全新空间……我下定决心再赴北京重新备战艺考。经过两年的缓冲，我已经有能力偿还歌舞剧院的巨额违约金了。而且我决定。假若考试失利的话，我就脱离文艺这一行，跟着爸爸去做一名列车乘务员。
1999年，20岁的我重新来到北京，开始了人生追梦之路。在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时，考题是全体考生共同完成一个名为《舞会》的小品，当时几乎所有考生在听到考题后，一齐涌上舞台翩翩起舞，只有我在大家都上舞台之后才疾步走向舞台的中央，用标准的普通话念出：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舞会……我扮演的主持人一下子成为舞台的中心。舞台上所有的演员不得不在我的调度下进行排演。当时台上台下无不为我的聪明与机智喝彩。最后，我如愿地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。这时没有人会关注我刚入学时浓重的家乡口音，没有人会想起我的“女生‘额’重唱”，大家都在回味那精彩的主持说辞，并进行不断地传说演绎奉为经典。只有我自己明白，为了这一天，自己的内心经历了几许幽暗阴晦才到今天的大放光明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