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来自黄土高原的愤怒与哭泣！为供儿子上大学，贫困的父母几年间辗转卖的血可以装满两个汽油桶，儿子却在学校冒充包工头的独生子挥霍无度、荒废学业。终于有一天，苦熬苦撑的父母发现了真相，不思悔改的儿子竟大骂父母冷酷无情。
人们不禁要问：父母的爱心和学校的教育为何结出这么一枚苦果？
小良于1997年考上该学院电子自动化专业，按理说这年应该毕业了。10个月前，小良离开家，说要去深圳参加招聘会，可是一去便几个月无音信。陈邦顺夫妻一直满怀希望地盼着大儿子参加工作的好消息。
第二天，陈邦顺赶到了西安。这天正好碰上元旦放假，他好不容易才找到郭老师。郭老师第一句话就把他问蒙了：“您是包工头吗？小良是独生子吗？”
原来，家境贫寒的小良入学后一直对同学说自己是独生子，父亲是包工头，家里很有钱。他花钱很大方，经常到网吧上网聊天、玩游戏。
据同学说，小良每月上网花的钱少说也在400元以上，他的两个女朋友都是在网上认识的。
郭老师拿出小良这几年的学习成绩单给陈邦顺看。陈邦顺发现：不及格和缺考的科目用红色标记，而小良的成绩单红标记斑斑点点。
小良第一年勉强过关，二、三年级的成绩便不堪入目，很多科目缺考，四年级更是一片空白。郭老师说：由于成绩不好，小良已留了两级；他只在第一学年报了到、注了册、交了学费，其他几个学年根本没报到，学费也没交，学校曾多次催促他，可他始终没办理手续。
听着郭老师的“天方夜谭”，陈邦顺直觉得眼前发黑，气得差点儿晕倒：这也就是说，自己这几年寄给小良的6.35万元，就这样被他花天酒地挥霍光了！
四年来，小良一直欺骗为他辗转卖血的父母！陈邦顺禁不住痛哭失声。他颤抖着向郭老师伸出胳膊，指着那上面一个个发黑的针眼怒吼：“我哪是什么包工头呀？我的钱都是从这里流出来的！”
郭老师惊呆了。他没想到小良是用父母卖血得来的钱将自己包装成富家子弟的，更没想到小良在上大学期间竟然花掉了6.35万元。按当时的水平，一个大学本科生四年花2.5万元已绰绰有余了。
郭老师虽然同情这位愤怒、失望、痛苦的父亲，但最后仍不得不横下心来把学校的决定告诉他：“由于小良擅自离校，经常旷课，加上学习成绩太差，学校已对他做自动退学处理。今天请你来，就是告诉你这个决定。”
那天，陈邦顺泪流成河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家的。
“我这些年卖的血能装满两个汽油桶”
2002年5月，笔者作为中央电视台《聊天》节目的编导，历经千辛万苦前往陈邦顺家，倾听这位父亲的泣血哭诉。
陈邦顺的家坐落在青海、甘肃交界的大山深处。那里长年不见雨水，干旱严重，风一吹，黄土便铺天盖地。村民每年都在山脚坡地上种一些洋芋和小麦，至于收成如何，就全看天意了。那里的村民平时一日三餐都吃洋芋--早上蒸洋芋、中午煮洋芋、晚上熬洋芋，只有来客人了或过年过节才能吃上面食。为了逃出黄土漫天的山村，孩子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考大学上，因此这村子陆陆续续考上大学的不少。
陈邦顺至今还记得，小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高兴得在地里翻跟头。前一年高考时，小良只考上自费大学，陈邦顺担心上自费大学解决不了工作问题，让他复读了一年。
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，小良的妈妈特意做了一顿过年才吃得上的揪面片。获知喜讯的亲戚们都赶来了，大家兴奋地传看那张录取通知书。
小良是陈家这一辈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啊！陈邦顺一边美滋滋地接受大家的恭贺，一边担忧：小良的学费要好几千元，到哪里去弄这笔钱呢？当初填志愿时，他曾一再叮嘱小良填本省收费低的学校，可小良第一志愿就填了西安的。陈邦顺想责备小良几句，但看到大儿子的得意劲又不忍心开口了。他想，儿子考上大学毕竟不容易啊，要怪也只能怪自己这个当爹的没本事！
第二天，外甥们都给陈邦顺打气：“陈家就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，你再怎么苦，也要供小良上大学。”而且保证以后帮助他家。
就这样，拿着东拼西凑来的学费，小良走进了大学的校门。
陈邦顺说，他们村里出了十五六个大学生，比乡里其他几个村的总和还要多。他还告诉笔者：“因为我们村最穷，我们不想让娃再过我们的苦日子。娃考上大学，就算脱贫了！说什么我也得把他供出来。”
为了供儿子上大学，陈邦顺夫妇开始四处卖血。陈邦顺告诉笔者，大学四年，小良一共向家里要了6.35万元，这6.35万元中有70%是他们夫妇卖血得来的，另外还借了1.7万元外债。
笔者问：“你多长时间卖一次血？”
陈邦顺回答：“没准，农忙时卖得少一些，农闲时就往医院里跑得勤一些。有三个月一次、三天一次的，也有一天一次、一天三次的，有好几次抽着血就晕死过去了。”
他还说，400毫升全血的报酬是150元左右，血浆是80元；原本只是他去卖，后来他身体不行了，就叫老伴一起去；老伴有胃病，卖得少一些。
笔者不解地问：“国家《献血法》规定，一个人两次献血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六个月。你怎么能在四年里靠卖血换来4万多元呢？”
"想办法呗！我们周围有九个血站，我都去卖过血。有时走几十公里山路再坐火车到武威、兰州去卖血。我有七个献血证，只有一个是真的，其他都是拿侄子、外甥的身份证办的。这样，我就可以在好几个血站来回卖血了。
沉吟半晌，陈邦顺突然举起两根手指，提高声音对笔者说："我这些年卖的血能装两个汽油桶！"
“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”
笔者忍不住问：“小良知道你是靠卖血供他上学的吗？”
“知道。他上高中花的8600多元，也是我卖血换来的。”
小良的信全被父亲藏在一个祖传的木匣里，这些信全都去掉了信封，仔细地对折着，按日期叠放得整整齐齐。
征得陈邦顺夫妇同意，笔者读完了小良的来信。让笔者十分吃惊的是：这些字体娟秀的信只有一个主题--催款。
我们不妨一起看看这些信：
在另一封信里，小良陈述了自己花钱的理由：
我认为你们一点也不理解我们学生的难处，你们认为学生在学校，除了学习就是吃饭，花钱都花在（吃）饭上了，别的都不花钱了。其实不是这样，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，谁都想多学一点知识，为自己将来的工作做好各方面的准备，想多学知识就得报名学习，这样花一部分；再有学生之间相互搞好人际关系，比如说现在组织滑冰、游泳、春游、野炊，宿舍里边过中秋节、元旦，老乡之间开老乡会，搞联谊活动等等，我都不能一项不参加呀，那样只能孤立我自己了，和别人相处不下去。
陈邦顺还回忆起这样一件事。
有一次小良接连给家里寄来两封信，信中说，他熄灯后在宿舍里用电脑，偷接了走廊里的电，被学校发现，被处以3000元罚款，要家里马上想办法凑这笔钱，否则学校会处分他的，他就只好回家了。接到信的时候已是下午5时，陈邦顺立即起程到处找人借钱。天黑了，他敲开姐姐家的门，哭得说不出话来。和他一起去的三儿子给姑姑念了信，姑姑把小商店里的营业款给了他们。借到钱的时候已是晚上9时，陈邦顺怕小良真的第二天回来，带着三儿子一路小跑，只用两个小时就跑到16公里外的306连城铝厂（平时与小良通电话的地方），往小良宿舍打电话。
他告诉大儿子：钱已借到，天亮后邮局一开门就寄出。当天晚上，陈邦顺没回家，与三儿子和衣挤在连城铝厂招待所的一张床上等待天明。钱寄去后不久，陈邦顺接到小良的回信，小良在信中要求父亲“以后打电话不要高声喊叫，因为接电话的可能不是我，你会吓着别人，同时也会影响其他同学休息”。小良竟嫌父亲那天晚上打电话时声音高了。
[page_break] 小良的妈妈说，小良上大学后变了，变得不爱与家人说话，也不爱回家了，甚至连过年也不回家。
2000年春节，小良没回家，也没给家里写信说明情况，从学校放假那天开始到腊月二十八，小良的妈妈天天跑到村口接大儿子，汽车一趟一趟地开来，又一趟一趟地开走，扬起的灰尘布满站在路边一动不动、望眼欲穿的陈大嫂全身，她几乎成了"灰人"。但她最终还是没有盼到小良，哭成了泪人。
正月十三，陈邦顺放心不下，背着一袋馍馍去西安看小良。这是他第一次到西安。他一路辗转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大儿子所在的学院。
当时，小良正在宿舍里。他告诉父亲，没回家过年是因为到网吧打零工，去挣点儿钱。他还埋怨父亲不该找他，不该来来回回花钱。
一见到大儿子，陈邦顺心里的怨气就烟消云散了。他拿出东西来给小良吃，告诉他家里的大小事情，最后说想与老师见见面。因为第一次到学院，陈邦顺给老师带了一些土产。
小良突然沉下脸，很不满地说：“你要见老师是啥意思？”
陈邦顺很纳闷：“当然是听听老师说你在学校的表现。我这么远跑来，不见见老师怎么行？”
小良说：“好，要见你自己去见。我留下来打铺盖卷回家。”
陈邦顺惊呆了，落泪了。这是小良第一次当面以不上学要挟他。
见父亲落泪，小良解释说：“学校不允许学生寒假留在学校，我是偷偷地留下来的。如果您去找老师，就等于通知学校我违反了规定。”
陈邦顺最终没有拧过大儿子。为了不影响小良，他在学校外面住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就被小良送上火车回青海了。
陈邦顺对笔者说：“我是一路哭着到家的。我不知道小良是咋了。”
2001年春节大年初四，小良离开家，说要去深圳参加招聘会，一去几个月无音信。
7月6日，小良给家里寄来一封信，说在北京找到了工作，让家里寄去4000元交房费、押金。之后，又音信全无。
“我到处打电话找他，他宿舍电话没用了。他留过一个女朋友的手机，奇怪的是：他一要钱，手机就能打通；钱一寄过去，就再也打不通了。从那时到现在，我打了不下百个电话，要是去了镇上，我就挨着有电话的铺子一家一家地打，还叫在外地打工的另外两个儿子给他哥打电话，可始终没有打通......”
直至陈邦顺去了西安，这一切才水落石出！
“父母八九年没穿过新衣服了！”
采访中，笔者问陈邦顺：“小良的两个弟弟是如何看待哥哥的？他们有没有觉得你偏心？”
这话戳到了陈邦顺的痛处。他低着头，半天没开口。过了很久，他举起一只手，红着眼圈对笔者说：“我这个父亲没本事，十根手指不一般齐，把两个小儿子给耽误了。”
原来，为了供小良上学，家里穷得连作业本也买不起，陈家二儿子和三儿子只好没念完初中就辍学了。
2001年春天，陈邦顺发现二儿子接连六七天不出屋子，也不干活。父亲从窗户里看到二儿子趴在炕桌上写东西，就问他究竟写啥，二儿子没回答。后来，三儿子告诉妈妈：二哥是给大哥写信。陈邦顺硬是把二儿子给他哥写的信要过来看了，看得老泪纵横。
笔者也看到了陈家二儿子写的那封信。那封信的字写得很大，不足百字就写了四页多。看得出，那一笔一画写得非常费劲：
良哥，你好！你三年的来信我全看完了，知道了你的一切情况。你在三年当中花去了4万多元钱！这几年家（里）庄稼全折（卖）完了。你每次来信说是（要）爸妈注意身体，爸妈每天给你注意身体，好到医院去（卖血）要（换）钱......
陈家二儿子去年去湖北打工，不到八个月挣回2000元，回到家却只剩下68元，因为他给全家人各买了一套新衣。陈邦顺看到二儿子拿着衣服包包回家，气疯了。
二儿子说：“爸，你不要恨我。这些年，你给我哥花了那么多钱。八九年了，你和我妈都没穿过一件新衣服。这些钱不够还债，你就穿了吧。不然，你还是会把钱给我哥的。”
陈家三儿子目前在酒泉打工。他非常明白事理，节约用钱。他的鞋帮穿脱了，人家给他钱让他再买一双，他把钱收起来，找根绳子把鞋拴一下又接着穿。这个17岁的少年一回家就缠着母亲不放，母亲走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他说：“妈，你在家我就高兴，你可千万别跟人家一起去卖血呀！”
两个懂事的儿子都亲眼目睹父母这些年辗转卖血的苦痛，再也不愿看着父母走那条路了！
离开西宁，笔者前往小良曾经就读的西安某学院了解情况。学生处的丁处长证实：从2001年7月起，小良就擅自离开学院了。丁处长还说，小良所在的电子自动化专业是全学院最热门也是最好的专业，从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都无就业之忧。
班主任郭老师告诉笔者，小良性格内向，平时在学校沉默寡言，和同学交往不多。他对自己学的专业不感兴趣，厌学情绪很严重，以致逃学；在孤独迷茫之中，他迷上了网吧，沉迷在虚幻的世界里。
郭老师还说，直到陈邦顺来了以后，学院才知道小良上学用的是父母的卖血钱；学生进校时可以填《家庭贫困状况登记表》，学校还专为贫困生提供无息贷款和解困助学工作岗位，可是小良从未申请过；小良平时穿着阔绰，出手大方，一副“富家子弟”的模样。
“我父亲是残酷无情的人！”
一回到北京，笔者就设法与小良联系。可是任凭笔者怎么留言，也没有收到任何回音。小良的女友曾给笔者回短信息，说小良5月4日离开北京去西宁了。她还告诉笔者，由于没有正式的毕业证书，小良在北京一直没有找到工作。
我们制作的电视节目播出后，小良突然与我们联系，提出要见面。
6月3日，在北京某快餐厅，我们终于见到了由女友陪着的小良。
笔者问小良：＂回西宁以后有没有回家，是否与你父母联系过？”
小良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
接着便不再给我们发问的机会，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：“你们都是当父亲的，如果你们的孩子也做了像我这样的事，你们会到中央台去说吗？你们认为这么做的父亲正常吗？你们不觉得我父亲残酷无情吗？”
笔者惊愕！一时间说不出话来......
本来，急于与小良见面，是因为受陈邦顺夫妻之托，把父母的思念之情转告小良，不承想小良竟然这样看待自己的父亲。
小良的女友也在一旁不住地发问：“你们见到他父亲本人了吗？看他父亲第一眼时是什么印象？你们不觉得他长得很凶吗？”
笔者打断她，问小良：“'残酷无情”和“凶恶'的父亲会卖血供你上学吗？”
小良不耐烦地说：“你们别揪着这问题不放！坦白地说，我父亲卖血换钱供我上学和我在学校的表现都是事实，我没有异议！我承认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。可你们为什么就不敢认错？”
谈话已经无法进行下去。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那天离开甘沟滩村的情景：小良的母亲送我们到村外，那双混浊的泪眼让笔者不敢多看一眼。
小良的母亲一再叮嘱：“你们要是见到小良，一定叫他回家。我想死他了。你告诉他，我们不怪他。”
……
我们怎么居然培养出如此不合格的教育“产品”？问题出在哪里？今后如何避免此类事情发生？目前，家庭中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：家长用“爱”压迫孩子，而孩子则用“爱”来剥削家长。家长以“爱”为武器，逼迫孩子考名牌学校，成龙成凤，实现成人的“战略部署”。
他们的口头禅是：“我们是为你好！”
孩子则以“爱”为武器，向家长伸手要钱、要物、要享受。小良是用“爱”剥削家长的极端例子。
我非常同情小良父母的处境，但我得实事求是地说：他们的教育思想是有毛病的，否则，小良不会变成这样。孩子惊人的以自我为中心和骇人听闻的不孝，是家长出格的溺爱造成的。
陈老汉上中央电视台《聊天》节目时还说：“不是冲你要这钱，我就是想要你的毕业证、工作证。”可见在他的脑子里，教育孩子的根本任务不是让他学会“做人”，而是让他取得某种身份。这样想事情的家长，对孩子自私不自私、孝顺不孝顺，当然不会太在意。于是，孩子成为“无德者”的机会增加。
小良骗了父母这么长时间，学校是否也有责任呢？学校如果早发现小良的问题，早通知家长，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