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是一个黑人老头，她是一个白人老太太。他们坐在花坛边。澳大利亚春末的明媚阳光，将他们身后悉尼市Blacktown的老人院两层小楼的影子拉得很长。离他们十来步外，我清楚地看到他在说着什么，嘴巴不停地动，她的眼角和嘴角堆满了笑。
我微微弯腰，说：“我叫Leo，新来的义工。我能分享你们的快乐吗？”老太太没有反对，脸上始终保持着无限欢欣。老头看看我，轻轻点头：“我在讲述我对她66年的爱，你愿意听吗？”
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安安静静地搬来一把椅子，正对着他们坐好。
“我是苏丹人，1940年坐船来到澳大利亚，最初的落脚地是塔斯马尼亚岛。很巧，我住的出租房旁边就是汉娜的家……”兴致勃勃讲故事的老头忽然踩到了刹车，他挠挠后脑勺，面带歉意：“我忘了介绍我们的名字了。我叫约书亚，她叫汉娜。”
“汉娜是我的邻居。从到塔斯马尼亚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认识汉娜了。可是，她不认识我。那时，我只有13岁，和我的爸爸、叔叔住在一起。汉娜比我大1岁。那时汉娜正在学骑自行车，她骑得不好，老摔在草地上，可她从没哭过，每一次，我都听到她‘咯咯咯’地笑，然后爬起来，扶起自行车继续骑。”
“汉娜从没发现过我。我总是躲在树后，伸出脑袋悄悄地看。我知道，我是一个黑人，而汉娜白白净净，眼睛又圆又大。她的头发金黄，好长，风一吹就飞得老高。长发在风里荡来荡去，好美！”
“我对自己说，她是天使，而我是黑人，是从苏丹逃出来的难民。我怕我从树后面走出来会吓坏汉娜。只用了6天，汉娜就会骑车了。她飞快地踩着自行车，像一阵风卷过去。我仍旧在树后，痴痴地望。一个人时，我偷偷地对着树洞一遍又一遍说‘汉娜，我爱你。’”
“汉娜16岁那年，全家搬去了墨尔本。我对坚持留在塔斯马尼亚岛谋生的爸爸和叔叔说：‘我已经长大了，应当自己出去闯天下。’不顾他们的坚决反对，我只身来到墨尔本。我不知道汉娜住在哪里，可我对自己说，我一定能够找到她。”
“后来，我进了一家鞋店做工，那时，我已满16岁。我暗想，汉娜那么美，她肯定和其他漂亮女孩一样喜欢打扮，她总有一天会来的。尽管那时我还没有宗教信仰，可每天晚上，我都会向上帝祷告，请求上帝明早就将汉娜送来。上帝终于听到了我虔诚的祈祷———有一天早上，我刚上班，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进了鞋店。天啊，我快要晕过去了，那正是我日思夜想的汉娜！我拼命用手撑住墙壁才没倒下。可是我很快又急得要哭出声来，因为汉娜的手紧紧地挽着一个高大的小伙子。哦，她恋爱了！”
“汉娜再没来过鞋店，可是我终于找到她的家了。每天下班后，我从鞋店出发，走过三条街，穿过一个小花园，去汉娜家的对面望望。我每次都数步子，一共有797步。当然，也不是固定的，有时是789步，最多时走811步，我就看到汉娜的家了。偶尔，我能见到汉娜站在家门口张望，她在等男朋友。有时，不见她的人，但可以听到她在屋子里笑。更多的时候，我看不到汉娜的身影，也听不到她的声音。我就在她家门口站一会儿，再转身往回走，走回鞋店，上小阁楼吃饭睡觉。”
“后来，汉娜结婚了，换了新家。我不清楚从鞋店走路去汉娜的新家有多少步，但我清楚开车去那儿需要12分钟。不是每天，但是经常，我会开车去看汉娜。我将车远远停下，透过车窗，目光越过低矮的木围栏，看到汉娜和她的丈夫在花园里浇花，谈笑。很快，一个小女孩加入了汉娜和她丈夫的欢乐队伍，那是他们的孩子。我敢说，她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小天使。我很奇怪，我的心底早已没有了被锋利的刀子一下一下割裂的感觉，酸楚也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欣慰和情不自禁的欢喜。每当看到汉娜一家3口甜甜蜜蜜地在一起游戏欢笑，我都由衷地感到愉悦。”
“知道汉娜的丈夫和孩子去了天堂，很偶然，也很突然。因为父亲病重，我回塔斯马尼亚住了两个星期。回到墨尔本，我赶去参加一个朋友母亲的葬礼，却在墓地意外地看到了汉娜。可怜的汉娜一脸悲戚。我的心倾刻间碎成了玻璃屑。”
停顿，长时间的停顿。约书亚抬起右手擦拭眼睛。老人浑浊的眼睛里，蓄满亮晶晶的泪水。很久之后，他才继续故事的后半部分：“汉娜的丈夫开车载着全家出去度周末，出了车祸。汉娜受了伤，而她的丈夫和孩子因失血过多去世了。”
“我辞了鞋店的工作，拿出所有的积蓄，和朋友合开了一家蔬果店，从那儿走路去汉娜家只要1分钟。”
“我们的蔬果店生意持续了26年。这26年里，我没结婚，汉娜也没有再婚。不知道是汉娜自己不愿再当一回新娘，还是没人愿意娶她。而我，自始至终，从没向汉娜求过爱，理由只有一个：她是天使，而我什么都不是，没有文化，没有地位，是从苏丹逃出来的难民。26年里，我以义工的身份，每周两次出现在汉娜面前，开开心心地陪她说话，替她照料花园里的花草，采购生活用品。当我不是义工时，就以邻居的身份来替汉娜完成这些工作。”
“26年过去了，我将自己的股份全部卖给了蔬果店的合伙人。因为汉娜要搬到悉尼，我也就悄悄地追随着她来到悉尼。在悉尼，我开始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每天，我都能见到汉娜。因为我们租住的房间门对门，一开门就见面了。汉娜有宗教信仰，她每个周末都去教会。我最初只是跟着她去，后来我也信了。”
“我们来到Blacktown是6年前的事。来这里，是我的主意。因为这儿有太多我认识的、要好的黑人兄弟姐妹。”讲到这里，约书亚忽然扭头偷偷乐起来，他盯着我的眼睛，一副喜不自禁的样子，“你能猜到吗？我对汉娜说：‘我们到Blacktown去吧。’她居然连一秒钟都没犹豫，就和我一起来了。直到两年前，我们老了，住进这家老人院。你相信吗？她一直不知道我是她当年在塔斯马尼亚的邻居，曾悄悄地躲在树后看她学骑自行车；也不知道我是她住在墨尔本时，一直坚持帮助她的义工和邻居；更不知道我是追随她来到悉尼，并想方设法租住和她门对门的房子的人。她唯一清楚的是，我和她一样，都是有信仰的肢体。”我瞠目结舌。
约书亚觉察了我满脑子的糊涂，再一次得意地乐了。他用嘴角示意我去看汉娜的眼睛。汉娜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老花镜。坦白说，我看不出异样，我只留意到汉娜满脸的笑容，在暖暖的阳光下，显得格外温馨。
“在那次车祸中，她虽然没有丧失生命，却从此失去了光明。她美丽的大眼睛还在，但眼前只有混沌和黑暗。她的光明，亮在心里。”约书亚说。
我恍然大悟：“她失明了，但是可以聆听。她一定是因为听了你给她讲述几十年的爱慕而倍感甜美，因此满脸尽是笑意。”
没料到，约书亚居然摇头：“不，还是因为那次车祸，汉娜的听力严重受损。前些年，她还能凭助听器勉强听到一些声音，近几年则完全与声音绝缘了。”
我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可是，我明明看到，她一边听你讲故事，一边面露微笑。”
“她用手来聆听。”约书亚说。
此时，我才注意到，两位老人的手，轻轻地，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“我是苏丹人，1940年坐船来到澳大利亚，最初的落脚地是塔斯马尼亚。”约书亚又开始讲故事了。约书亚说，他每天都要对着汉娜重复讲述这个故事10遍以上。长年累月，同一个故事，要讲述多少遍呢？我没法计算。
我仍旧默默地坐在他们跟前，静静地听约书亚再一次讲述他的爱情。
凭着紧握的手，失明失聪的汉娜知道，有一颗心和她靠的很近；凭着紧握的手，无儿无女的约书亚知道，有一颗心，在认真聆听他讲述自己深藏在心底66年的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