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，你大概不认识。
他已经70岁了!深凹的眼睛，白花花一把胡子。在牢里关了好几天了，明后天等船回来，死刑就要执行。这天清晨，他刚睡醒，一小格窗子透着一点光，非常晴朗的天空。
克瑞图是个有钱的老朋友，已经滔滔不绝用尽了口舌。恳求苏老头逃狱。钱，包在我身上，他说，更何况，你死了，谁来照顾你的小孩?
可是苏老头顽固得很，他一本正经地说：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，固然不合理。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，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，使我自己也错了。你要知道，两恶不能成一善。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，我有两条路：或者离开这个国家：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。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。让雅典人杀我吧!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，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。苏老头仰头吞了毒药，黄黄的药水流下来，弄脏了他的胡子。
另外有个人叫梭罗。喜欢独来独往。30岁那年，一个人到森林湖畔搭了个木头房子，自耕自活。有一次在树林里生火烤肉，差点把康考特的林子烧了一半。
这天黄昏，正在散步的时候，梭罗被抓进了监狱，理由是他拒绝付税。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(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)及黑奴制度。有违他的个人良知，他以立即的、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。
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，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?还是暂且遵从。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?还是立即地反抗，来抵制、破坏这个法制?
梭罗问着，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：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。不必考虑。寻求改革途径，时间拖得太长。人生有多少日子?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，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。人生在世为了生活，不是为了改革。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。
梭罗并没有尽兴，在牢里兴奋地睡了一夜，第二天就被那个慈善心肠的老姑妈代缴了税金，赎了出去。倒是一百年之后，在古老贫穷的东方，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，带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。
爱恨分明的纽约也出了一个人物。戴着金丝眼镜、很文静秀气的葛兹坐在夜车里，一心想回家泡个热水澡。四个年轻的黑小子围了上来。跟他要五块钱。纽约的人都知道，五块钱的下一步大概就是头上五个窟窿。那个脸上有条疤的家伙上个月才把一支枪抵在一个老女人的脖子上，抢走了一条金链子。但是文静的葛兹怎么办呢?没有警察来保护，没有乘客敢帮助他究竟应该。如苏老头所说，做一个守法的受难者；还是如梭罗所说，做一个违法的反抗者?换个问法，他究竟应该任这四个人把他毒打一顿、刺上两刀，然后到警局报案；或是应该拿出手里所有的武器打击敌人，使自己成为法纪的犯人?
戴眼镜的葛兹在摇摇晃晃的车中站起来。说：我给你们一人五块!他连发了五枪。有疤的那个被打中脊椎，半身瘫痪，他才19岁。而葛兹，在家里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运。
还有个中国人，你或许没听说过，叫张系国。他坐上了计程车，恶司机不但绕了路，还要下车来打架。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博士居然撩起袖子来跟司机当街对峙起来。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来了，却认为，打架是不应该的，若轮到他，就该让司机给打伤了，再去告他伤害罪。也就是说，万一给扁钻刺死了，那么就由未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杀人罪，皆大欢喜。
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，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?
就法制的基本原则而言，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。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，如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惠把坏人给干了，如果每个人都撩起袖子来打架，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，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，适者生存。法制之所以重要，我们说，是因为它使齿不尖、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。
可是，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，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了法而牺牲呢?对于梭罗而言，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，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。政府反而要惩罚他。对于葛兹而言，他保护了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。却同时也犯了法。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，他根本就放弃自己、牺牲个人，所以与法相安无事。
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、僵硬的方格子，把每一个血肉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，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?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，人是不是已经文明得糊涂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?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