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识她的人，基本不知道她做过的那件事，甚至包括她的大部分亲朋好友。她在任何人面前绝口不提此事，有知情者欲散布，她必一律制止。更多知道那件事的人，则根本不知道她姓什名谁，因此，知道是她做的那件事的人微乎其微。她总是拒绝采访，实在推脱不了，不透露她的姓名是先决条件。
1966年9月，文革开始不久，备受凌辱的傅雷夫妇愤然弃世。身背右派、反动权威及其家属的罪名，这对夫妇死后竟不准留骨灰。这个消息，让她的心情沉重而复杂。她又探听到傅雷的两个儿子，此时，一个在英国不能回来，一个在北京被打入牛棚，其他亲戚也多受触及无法出面。于是，她决定要出面保护这对夫妇的骨灰，便冒充傅雷的干女儿到了火葬场，用她的真诚说服了工作人员，将傅雷夫妇的骨灰带回家暂时保存，之后又与傅雷的一位亲戚将骨灰安置在公墓中。
她不但保存下傅雷夫妇的骨灰，还给周恩来总理去信，向中央反映傅雷夫妇蒙冤之事。信，未出上海，而是落入造反派之手。造反派为此兴师动众，大肆追查，最终查出是她所为，便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她拘押。然而，审讯一通终于未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材料，只得将她释放。不过这件事让她的身份变得不清不楚，给她的生活蒙上了驱不散的阴影。直至1979年，傅雷平反，她才真正摆脱了身上的精神枷锁。后来，傅聪回国，几经周折打听到她的住处，托亲友向她表达谢意，她却平淡地回答：何必说谢！何足道谢！她曾对采访者说：我的心是透明的，容不得半粒沙子。我不愿人们知道我的姓名，是我在傅雷这件事上的一贯宗旨。她是言行一致的，因此，对于她的过去人们知之甚少；对于她的现状，也只知道她年逾古稀，独自居住在上海远郊，生活平淡而平静。
老子说：上善若水。她即若水：润物而不争，温柔而不屈，纯粹而不变。无须说感恩，无须说淡泊，相信不论今人后人，说起她，都会感到一种温暖慢慢地弥漫全身，浸透心骨，历久弥新。这一切源自她身上散发出的对生命的敬畏和悲悯，源自她生命中所拥有的勇气和人性的高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