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年前，当电话响起，我接电话时，那个声音说：“我是弗里曼医生。你的妻子患了乳腺癌。”他直白的语调不带感情色彩，尽管我可以从他的声调里揣摩出他的心境并不是平淡无奇。他是个和蔼可亲的内科大夫，这不是一个不痛不痒的电话。他和唐娜谈了几分钟，当她挂断电话时，红晕从她的脸上消失了。我们相互搂着，哭了几分钟。
她叹了一声，说：“行了。”
我看着她，“好的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得了癌症，我们要应对它。”
自那以后的12个月里，唐娜经受了化疗、乳房切除术、骨髓移植、射线疗法。她失去了头发，她失掉了一个乳房，她失去了隐私，她失掉了与明天永远会来的假定相联系的舒适。
但是她从未失去尊严和信仰。她从未放弃，从未屈服。
我们在她床边的墙上做了一个小型的记号，内容是：“有时主平息风暴，有时他让风暴肆虐疯狂，平静他的孩子。”这个小记号的语言成了我们的圣歌。
她做了乳房切除术后回家的那一天，她仔细地照了镜子，然后耸耸肩膀，说：“原来这就是我现在看上去的样子。”她穿上睡衣，上了床。她端详着自己，看见了希望，而我看到了勇气。
她在医院里度过了复活节、母亲节。在经历一系列无止境的医疗程序期间，她思绪万千。
但是她也收益颇丰。
她戴着假发和填塞的乳罩，坐在机动化的轮椅里，出席我们的一个儿子的婚礼，除了新娘，她无疑是那里最容光焕发的女人。
她清楚地知道家人和她的邻居爱她的程度，她清楚她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中的意义有多重要。我们收到短简、信件、电话以及留在我们门阶上、内有自制的面包和饼干的神秘包裹。唐娜说她没有意识到这么多人关心她。
一天夜里，在她的身体严峻的考验的最低点，我坐在椅子上，沐浴在她病房的寂静中。她已经结束四天连续24小时的高剂量化疗。她的免疫系统已经被摧毁，她的光头闪闪发光，她的眼睛呆滞，没有神采，她的体重减轻了30磅，身体被摧垮。她醒了，我将手伸过去，抓住她的手，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，因为她的皮肤和静脉以及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如同栀子的花瓣一样脆。如果骨髓移植不成功，那将意味着生命即将到达终点。如果移植奏效，她就能康复了。
“喂，”我说，“我爱你。”
她笑了。“是的，你一定是这样。我敢打赌你会向你所有的女友这样说。”
“当然会的，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女友。”
她微笑了，镇定剂又一次发生效应，她又回到睡眠中。
10天后，她的骨髓移植成功了，她的身体开始康复了。一位名叫南希的了不起的志愿者来到唐娜的病房看望她，教她如何将水彩画作为康复疗法的一部分。我在房间里，这位女士递给我一支画笔、纸和颜料，以一种纯粹的命令口气说：“画个东西。”
于是我将几种颜色轻轻地敷在纸上，我画了一束花，我自称可能是用毕加索的风格画的东西，毕加索可能称之为“立体派艺术家作品”的东西。当唐娜和南希认出它们是水仙，并且认为她们能识别7种水仙时，我受到鼓舞，这是我原来的心愿。
我想起40多年前听到的一首古老民谣中的几句抒情诗句，于是我把它们写在这幅画的下面。我是这样写的：
我没有高楼大厦，
我没有土地，
手上也没有纸币声沙拉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