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,我离开纽约的家,与所有的哈佛“新鲜人”一起展开了大学的生涯。那是多么好玩的日子!宿舍灯火辉煌,走廊里响着音乐,房门被椅子撑开,我们像蚂蚁似的四处跑,有太多青春荷尔蒙点燃的活力,睡眠成了次要的事。
那些英国人据说还站到桌子上向底下的人喷汽水,大家又湿又黏,几乎把宿舍房间毁了,但是因为没有未成年人饮酒,校方只能给予严厉的警告。他们说这种party叫rave,而rave的精神就是在不能狂欢的地方狂欢。起初,我没有受到邀请,也不敢随意参加,只能从远处看着闪光的窗户,听到里面传出的节奏和尖叫声,手臂交叉在胸前,不屑中带着羡慕与好奇。
有一天,当我在学校电台值夜班时,凌晨三点钟,那几个英国佬竟然撞进录音室,还带了十几个人。“希望你不要介意,我们将挟持这个频道!”他们以英国绅士夹杂街头混混的口吻宣布,并塞给我一叠黑胶唱片,说:“放这些!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tech?鄄no,当时并没料到它将在日后颠覆我的音乐思想,只觉得它很奔放,充满了活力和新鲜的声音。
我把音乐一放,后面立刻传来一阵欢呼声。那些英国人跑进办公室,把每一台收音机都搬出来转到最大声,几十个人直接在电台里办起rave party。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叛逆却又这么没有破坏性的行为。大家那么疯,我也不禁跟着high了起来。当晚的节目完全脱序,想必违反了好几个联邦电信委员会的广播规定。然后就像快闪族一样,他们突然迅速撤离,但临走前还把所有的收音机归位,把办公室还原,关上门之前对我笑着说:“Join the future!(加入未来)”
之后,他们不时会来找我,我也很乐意放他们带来的唱片。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听众打电话来,劈头就大骂:“你们在放什么鬼!唱片放错速度啦?!”带头的英国佬George把听筒抢过来,用很正式的口语说:“闭嘴,这是未来。”然后就把电话挂了﹐又赢得一阵欢呼。后来我也常参加他们的派对,但是不擅长社交的我,只会在旁边跟着音乐点头。其实我最爱的是融入那欢乐的气氛,看到大家为音乐而疯狂,完全没有架子又那么有团体的叛逆精神。
冬天到了,老爸寄给我一件白色的羽绒大衣。我总是穿着那件大衣,手插着口袋,满脸杀气地站在角落,心里却在跳跃。George因此封我为“白色忍者”。这个外号伴随我到毕业。
多年之后,这点一直没变:面对着夜店的浮华世界,我每次上台还是最怀念那段白色忍者的时光。因为在那个青春又充满着可能性的年代,我亲眼看到了音乐如何呼唤出大家的童心,而在那群体的舞动之中,我找到了一种奇妙的归属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