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时期，有一个叫苏轼的人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。他的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都是当时着名的古文学家，世称“三苏”。苏轼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，自己又刻苦学习，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，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。公元1057年考进士时，欧阳修见他的文章连称：“快哉!快哉!”这一年，二十一岁的苏轼高中进士。
“自古雄才多磨难”，苏轼也不例外。当年王安石主持变法，苏轼站在对立面，几次向神宗皇帝进言，极力陈述新法的各种弊端。苏轼的言论自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，王安石通过亲信网罗罪状，上书弹劾苏轼。苏轼感到在都城举步维艰，就请求到外地做官。公元1079年4月，苏轼到达湖州，到任不久，一场灾祸便从天而降。同年七月，御史台(旧称乌台)派人将苏轼逮捕，押送汴京(今河南开封)，罪名是作诗诽谤朝廷。苏轼在狱中被关押了一百多天，受审十余次，惨遭折磨。后经多方营救，于当年十二月释放，贬为黄州(今湖北省黄冈)团练副使。这就是宋朝有名的文字狱——乌台诗案。
苏轼被贬官到黄州的一段时期，不但在精神上感到十分寂寞，在生活上也是穷困潦倒，捉襟见肘。当时，朝廷给他的薪金已经用完了，苏家人口又不少，他只得想方设法节约开支。他规定每日的开支不得超过一百五十枚钱，每月初一，他会拿出四千五百枚钱，分为三十份，装在小袋里，挂在屋梁上。每天早晨，他用一根平时取画、挂画的长叉从梁上挑下一袋，然后就把长叉收藏好。当天用不完的钱，则用大竹筒另外收藏，做招待客人之用。当大袋子里攒了不少钱时，就再做别的安排。就这样，苏轼和家人度过了人生中最为惨淡的四年。
苏轼在给好友秦观写信时，曾说：“平时过日子，一点一点地节省，等积多时再做安排，自然会水到渠成，没必要做预先的计划。”在如此落魄之际，苏轼仍然能够做到泰然自若，实在非常人所及。这正是：唯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
